1750年，乾隆病重，太医吓得魂飞魄散，一位乡间医者诊断后，满头大汗，直言“无力回天！”，皇上却朗声大笑，赏赐颇丰。

1750年凛冬，京师寒气逼人，皇宫内弥漫着浓烈的药草气息。三十九岁的乾隆帝卧病龙榻，明黄锦被下，他那张平日威严的脸庞此刻泛着不正常的红晕。太医院的首席御医伏地不起，额头紧贴冰冷的地砖，后背的朝服已被冷汗浸透。这是第七位为皇帝诊治的御医了，这突如其来的疾病，却让这些经验丰富的医者束手无策。

千里之外的山东昌邑，一位四十五岁的郎中黄元御正忙着在简陋的药房里配制药方。昏黄的灯光映照着他左眼一道骇人的伤疤——十年前，庸医的误诊给他留下了终生遗憾。他尚不知晓，自己即将被卷入一场改变自身命运的巨大变故。这位因眼疾而未能走上仕途的读书人，凭借十年苦心钻研，已成为当地百姓口中的“神医”，此刻，他正用布满老茧的手将晒干的柴胡小心地装入药袋。

三天前，乾清宫的总管太监李德全奉命火速出京，一路马不停蹄，扬起漫天风雪。当这位身着鲜艳官服的太监推开黄家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时，黄元御正在为邻村一个发热的孩子施针。李德全望着眼前这位身穿粗布棉衣，腰间别着简易脉枕的乡间医生，实在难以相信，这就是太医院多位资深御医联名推荐的“当代名医”。

紫禁城的情况已刻不容缓，太医院的十三位御医日夜轮换值班，案头上堆满了《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医书的副本，龙榻上皇帝的咳嗽声却日益加剧。更糟糕的是，这些平时诊断病情头头是道的御医们，竟然连皇帝的病因都无法确定。《清宫医案实录》记载，当时太医院的诊断结果是“虚火上浮，阴阳失衡”，却始终找不到有效的治疗方案。

腊月二十三，小年这天，黄元御进京。守城的士兵看到这个背着藤编药箱，骑着毛驴的朴素男子，绝不会想到他竟是来为皇帝治病的。乾清宫东暖阁内，李德全特意让人摆上了金碧辉煌的香炉，檀香与药味在雕梁画栋之间缭绕。黄元御却注意到龙榻旁盛开的冬牡丹，皱起了眉头——这花香浓郁，容易扰乱心神。

接下来的诊脉过程戏剧性十足。乾隆命令心腹宫女躲在帘后，只露出纤细的手腕。黄元御只用了不到一刻钟，便伏地痛哭：“皇上龙体，阴盛阳衰，实乃不治之症！”在场太监吓得脸色惨白，正欲将他驱逐，却见乾隆笑着掀开帘子走了出来。这个精心设计的考验，反倒成了黄元御医术的最好证明。

正式诊治后，黄元御发现皇帝的病情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得多。连续半个月的滋补汤药导致热毒积聚，而御医们开的散热药又损伤了皇帝的脾胃。他在太医院的药房里翻找了两个时辰，最终选用了陈皮、茯苓等普通的药材。这个选择差点让首席御医气晕过去——这些药太普通了，怎能给天子服用？当乾隆服用了三剂药后便能下床批阅奏折时，所有的质疑都变成了赞叹。

在太医院的七个月，黄元御的日子并不平静，那些世代为皇家服务的御医世家，将他视为眼中钉。他坚持在药方中加入莱菔子帮助皇帝通气，却被指责“有损龙体”；他建议减少鹿茸的服用量，又被批评“不懂养生之道”。最终导致他辞职的导火索，是一位亲王坚持要在寒冬时节使用附子，理由是遵循古方。

离开京城那天，黄元御将皇帝御赐的“妙悟岐黄”金匾留在驿站，只带着陪伴他二十年的简易脉枕南下。在淮安码头，他遇到一位咳血的船夫，便立即在潮湿的码头上为他诊治开方。后来，人们在他的《四圣心源》手稿中发现了这样一段批注：“医者当如老农护苗，需细心体察病人的寒暖饥饱，而非炫耀技艺。”

乾隆二十三年春天，五十四岁的黄元御在修订《伤寒悬解》时，也咳血不止。临终前，他告诫弟子：“莫把我葬在祖坟向阳处，要选一块阴凉之地——这些年为达官显贵诊治，终究违背了医者本心。”如今，在昌邑都昌街道，一块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静静矗立在山脚下，离他当年行医的村庄仅有咫尺之遥。《黄氏宗谱》记载，这位未能金榜题名的读书人，最终以“仁道济世”四个字名垂青史。而当年被他治好的那个发热的孩子，后来成为胶东有名的药材商人，每年清明都会在他墓前敬献一把新采的柴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