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一个人在职业生涯中，只干一两件最苦最累的工作，很正常，因为做人嘛，总得有一些担当。

但最难的是一辈子都在干最苦最累的工作，因为干这种工作，不仅仅需要能力，还需要坚强的意志力，更需要身体耐熬的持久力，一般人都无法做到的。

我军的彭德怀元帅就不是一般人，他是一个能力+意志力+身体耐熬持久力的强人，他一辈子都在做最苦最累的工作，由此立下的战功是不世之功，其他人真的比不上。

彭总在平江起义创立红五军，后续，彭总率部前来井冈山与毛主席汇合，但立即接到最苦最累的工作。

1929年1月，国民党第三次“围剿”井冈山的时候，动用了超过3万人的兵力。

毛主席制定了“围魏救赵”的策略，亲率红四军主力3600人携1100支枪，朝江西的南端，朝赣、湘、粤三省交界的大余县进发。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大余县成了“魏国”，井冈山是“赵国”。他要进攻大余县，吸引包围井冈山之敌南下，以求“围魏救赵”。

但有时候在绝对实力面前，策略虽然是正确的，但我军仍旧面临困境，敌人分兵去救“魏国”大余，可还有接近3万人继续围困井冈山“赵国”。正在攻山的敌军不仅没有解除对井冈山的围困，而且攻势更加猛烈了。

彭总这个时候手底下只有700多人，双方力量悬殊，已经超过30倍了，但彭总没办法，还是要继续打。

超过30倍以上的比例差距是什么概念?可以说，后续我军发展的所有战争，都没有超过这个比例。即使四渡赤水，我军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敌人也只比我军多10倍。

国共合作后，两党对抗日任务进行分工：对于日军的“正面的正规战”，由国民党军队担负；对于日军的“敌后的游击战”，由共产党军队担负。

但我党在敌后却不轻松，日军不可能卧榻之下，也容他人酣睡，他对待我党根据地的军事打击力度，甚于正面抗战。

正面抗战还有闲暇的时候，敌后抗战无一日不是打仗。1938年7月到1940年7月的两年时间中，日军对八路军根据地大队级以上的“扫荡”有109次，累计使用兵力在50万人。其中1万人到2万人的“扫荡”有7次、3万人以上的“扫荡”有2次、还有1次6万人的大“扫荡”。后面，更是施行“三光”政策，我军根据地战斗之残酷，可想而知。

可就是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彭总还是能发起百团作战，反击日军的报复性“扫荡”，展现出我军强大的战斗力。

经过八年血与火的锤炼，八路军的壮大已经远远超出国民政府的想象，1945年，八路军全军兵力增加了14倍，从7万余人扩大到一百万人，这和彭总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1947年初，延安的局面非常严峻，我们从事后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毛主席用兵如神，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并不乐观。

胡宗南集团相比我军已经占据优势，近百架飞机从空中对延安及其附近地区狂轰滥炸。地面上，敌34个旅，25万余人，兵分3路，以坦克为先锋，从南、西、北三面向解放区压了过来。

我军只有2万余人，武器仅有少量山炮及迫击炮，且弹药奇缺，平均每支步枪子弹不及30发，轻重机枪弹不及500发，炮弹则更为缺乏。

延安此时已处于敌人重兵压境的危急形势之中，而党中央机关，包括毛主席在内，全部都在延安。我们事后诸葛亮，当然知道毛主席撤走了，留给胡宗南一座空城。但当时的情况，其实撤走也是不容易的，或者说，安全撤走也是需要智慧。

在当时那种形势下，又是彭总挺身而出，代替贺龙元帅，指挥边区各兵团及一切部队，每天吃南瓜子吃谷糠，带着2万偏师与胡宗南的25万大军周旋，打得胡宗南找不着北，保卫了党中央。

新中国成立以后，抗美援朝战争，因为身体、能力、经验以及意向等各种原因，很多将帅不敢接招，包括林总在内。

又是彭总挺身而出，用他的勇敢阐述了这句诗：“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抗美援朝这一军功，是解放军军史上的不世之功，它的含金量远高于国内战役。可以说，要证明解放军的战力，其他军功或多或少都影响不大，但抗美援朝是必不可少，这一场战争足以在军史单开一页。

在彭德怀元帅的指挥下，解放军敢于和世界第一的美军硬拼，这在当时是很多人不敢想象的，如果没有抗美援朝，解放军的军史可能只是在内战上大书特书比较多，但有了抗美援朝，解放军的军史就能步入世界级军队水平的殿堂。

因此，从以上四方面来说，彭总虽然一辈子都在做最苦最累的工作，但他的战功是不世之功，尤其是抗美援朝的经历，这种即使过1000年，这一场仍旧会让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所谈论的浴血战斗，让彭总在战功上彻底和其他将帅拉开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