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地图，今天江苏省的常州市，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都市。但若把时光倒流一千多年，回到那个风云激荡、政权更迭如走马灯般的五代十国时期，常州的命运又是如何？它到底算谁的“地盘”？这段看似冷门的历史背后，其实藏着一部浓缩的乱世生存图鉴。

常州，古称毗陵、晋陵。它地处长江下游南岸，太湖西北。这个位置，在承平年代是沟通南北、连接吴越的枢纽，富庶繁华。可一旦天下大乱，它就立刻变成了兵家必争的四战之地。北面是虎视眈眈的中原王朝，南边是割据自立的吴、南唐，西边也可能有势力顺江而下。常州就像棋盘上的一个关键点位，谁都想把它捏在手里。

这种地理格局，几乎注定了它在五代十国这七十多年里，不可能有长久的安宁。它的隶属变迁，本质上就是当时中国南方政治军事力量此消彼长、激烈碰撞的直接反映。每一次政权的旗帜在城头变换，背后都是无数次的交锋、妥协与算计。

唐朝末年，天下早已分崩离析。一个叫杨行密的庐州（今合肥）人，在江淮地区拉起了一支队伍，最终占据了淮南、江南的大片土地，被唐朝封为吴王。他所建立的这个割据政权，史称“杨吴”。

常州，就是在这一时期，正式脱离了名义上的唐朝中央管辖，进入了杨吴的势力范围。杨行密和他的后继者，把这里作为经营江南、对抗北方朱温后梁政权的重要基地。常州相对稳定的农业生产，也为杨吴政权提供了宝贵的粮饷支持。

然而，杨吴政权内部并不太平。权臣徐温逐渐掌握了实权，他的养子徐知诰更是青出于蓝。公元937年，徐知诰干脆废掉了吴帝，自己登上皇位，改国号为“齐”，不久又恢复李姓，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他也就是南唐的开国皇帝李昪。

在这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和改朝换代中，常州作为杨吴的核心领土之一，自然而然地平滑过渡，成为了新生的南唐王国的一部分。对于常州的百姓和官吏来说，头顶的天子换了名姓，但日常的生活秩序，或许暂时还未受到剧烈的冲击。南唐初期注重休养生息，常州得以在乱世中喘息。

好景不长。南唐到了中主李璟时期，国力达到顶峰，却也开始了对外扩张。这引起了北方新兴王朝——后周的警惕与反击。后周世宗柴荣，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他立志统一天下。

公元956年至958年，柴荣发动了针对南唐的猛烈攻势，史称“后周攻南唐之战”。周军势如破竹，连克淮南重镇。南唐军队节节败退，最终李璟被迫求和，割让了长江以北的全部领土，包括淮南十四州。同时，他还去除了帝号，向后周称臣，自称为“江南国主”。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划江而治的条约中，常州依然留在了南唐的版图内。它成为了南唐守卫长江防线、拱卫都城金陵（今南京） 的北大门。此时的常州，从内陆腹地变成了前线边城，战略地位陡然提升，空气中的紧张气氛想必也日益浓厚。

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小小的“岔路”。就在后周与南唐沿江对峙期间，另一个割据政权——吴越国，看到了机会。吴越国由钱镠建立，以杭州为中心，基本统治今天的浙江全省和上海苏州一带。它一直奉行“事大”政策，对北方中原王朝称臣纳贡，与邻居南唐则关系微妙，时有摩擦。

大约在公元957年左右，后周大军压境，南唐自顾不暇。吴越国可能趁机出兵，从南唐手中夺取了常州，或者是在某种复杂的政治交易中短暂获得了对常州的控制权。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并不十分清晰确凿，存在争议，但多种史料暗示，常州曾有一段时间处于吴越国的管理之下。

这无疑是一次短暂而意外的插曲。常州与吴越核心统治区并不直接接壤，中间还隔着南唐的领土（如苏州部分地区），管理起来非常不便。因此，这次占领很可能时间不长，随着局势变化，常州很快又重归南唐怀抱，直到南唐灭亡。

公元975年，北宋大军攻破金陵，南唐后主李煜出降，南唐灭亡。作为南唐领土的常州，也就在这一刻，顺理成章地归于北宋，结束了它在五代十国时期长达数十年的漂泊命运，重新融入一个即将大一统的王朝体系之中。

回顾常州在五代十国的隶属变迁，就像看一部快进的纪录片：杨吴 → 南唐 →（可能短暂属吴越）→ 南唐 → 北宋。它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王国的中心，却始终是强大政权眼中的一块要地。

这种频繁的政权更迭，对常州意味着什么？是战乱带来的破坏，还是不同政权治理下文化的交融？可以肯定的是，这段历史深深塑造了常州的城市性格。它让这里的人民见识了权力的无常，也锻炼出了在变动中求稳定、在夹缝中谋发展的生存智慧。从吴语文化的深厚底蕴，到后来明清时期常州学派、画派、词派的兴盛，或许都能从这段乱世经历中找到一丝坚韧生长的源头。

如今，五代十国的刀光剑影早已散入历史的长河，常州城也历经千年风雨，发展成为太湖畔的一颗明珠。但当我们漫步在今天的青果巷、东坡公园，或是遥望古老的淹城遗址时，偶尔是否会想起，脚下这片土地，也曾是几个王朝辗转争夺的焦点？那段隶属未定的漂泊岁月，早已化为城市记忆深处的一层厚重底色，无声地诉说着生存与适应的永恒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