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褚时健在云南省高院，做最后的陈述：“说我受贿3630万人民币、
1999年，褚时健在云南省高院，做最后的陈述：“说我受贿3630万人民币、100万港币、30万美元，我不认，我没有拿那些钱；说我违规收入400万，这个我承认，这是17年来累计多发的奖金，这个是我的错，无论怎么判我都认。”褚时健出生于1928年，在云南华宁县一个普通农村家庭长大，早年家境贫寒，父亲早逝后他接手家庭酒坊，通过改进酿酒工艺逐步扩大规模。1944年他到昆明求学，参与学生运动，1948年因国民党注意返回家乡担任教师，同时从事情报传递工作。1949年他加入革命队伍，担任指导员，1950年转入地方工作，从征粮队长做起，1952年入党，历任区长和人事科长等职。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下放农场劳动，从事农业和酿酒生产。1960年妻子马静芬也到农场，两人共同面对生活压力。1961年他调任新平县畜牧场副场长，后转入多个农场和糖厂工作。1965年到嘎洒糖厂任副厂长，通过管理改进使工厂盈利超过30万元。1979年褚时健接手玉溪卷烟厂，当时工厂设备落后，产品滞销。他走访烟田，引进国外设备，优化生产流程，使红塔山香烟迅速占领市场。几年内工厂成为亚洲最大卷烟厂，年税利达到99.1亿元，他被誉为中国烟草大王。17年间工厂总税利超过800亿元，但他的个人收入仅80万元，与创造的价值形成鲜明对比。这段时间工厂效益提升，但也存在奖金发放不规范的问题，导致后期指控中的违规收入部分。褚时健的管理风格注重细节，推动烟草种植技术升级，带动当地农民增收。1995年褚时健涉及经济问题，1997年被监视居住，1998年8月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以贪污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1993年至1994年玉溪卷烟厂在香港华玉公司存放销售款和利润共28570748.5美元，他指示截留账外。1995年6月他与罗以军、乔发科商议私分300万美元，决定分配具体数额并转入新加坡账户。7月15日罗以军携带授权书到深圳办理转款，7月19日完成3551061美元转账。另有403万元人民币和62万元港币财产来源不明。这些行为被认定为贪污，导致案发后款项追回。1999年1月9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检察员朱建伟、毛健谊、郑波支持公诉，辩护人马军、罗涛提出私分属集体决定，应定私分国有资产罪，并强调款项未实际占有属未遂。证人刘瑞麟提供转款细节。控辩双方围绕证据展开质证，辩护方突出褚时健对企业的贡献，请求从宽处理。褚时健在庭审中否认巨额受贿，但承认400万元违规收入为17年奖金多发。法院判决认定贪污3551061美元成立，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20万元财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判5年，数罪并罚执行无期。判决后褚时健未上诉，被送入云南省第二监狱服刑，从事图书整理和果园活动。2001年5月减刑至17年有期徒刑，2002年因糖尿病恶化保外就医。他承包哀牢山2400亩荒地种植冰糖橙，与妻子共同管理，通过研究水肥和病虫防治提高品质。2005年橙子上市，市场认可度高，果园逐步扩大到上万亩，雇佣200多对农民夫妇，提供技术指导，使他们年收入超过10万元。从2006到2013年产量每年增加1.37千吨，2014年销售额突破1亿元，利润7000万元。褚橙品牌逐步成型，2014年注册商标，2018年成立云南褚氏果业有限公司，他担任董事长，继续监督生产。橙子被市场称为励志橙，销量覆盖全国。他的种植经验包括严格品质控制和规模化管理，带动当地农业发展。2019年3月5日他因糖尿病并发症在玉溪市人民医院去世，享年91岁。公司由家人接管，褚橙生意持续运营。褚时健的经历反映国企经理人激励机制的缺失，他创造巨大价值却收入微薄，导致后期行为偏差。这案推动改革思考，如经理人股权激励的建立。他的保外就医后创业，显示个人能力在不同领域的应用。烟草帝国到橙子王国的转变，体现韧劲，但也暴露管理漏洞。公众对案情的讨论，涉及公平与制度问题。他的故事在商业界流传，启发企业家注重合规。玉溪卷烟厂的成功源于技术引进和市场开拓，但奖金问题成为隐患。后期橙子种植强调品质，赢得消费者信任。公司扩张带动就业，改善农村经济。他的去世后，品牌延续，证明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褚时健案的判决书长达8000字，成为法律文书范例。审理过程公开，引发社会关注国企腐败。辩护词中提到税利与收入比例，引发分配公平讨论。他的经历像一面镜子，照出改革中的痛点。橙子事业的起步虽晚，却快速成长，靠的是积累的管理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