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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一个男同事要离婚，女方坚决不同意，亲戚朋友求了很多人，来说和，希望别离婚，但是男同事就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离婚。因为女的剖腹产生了三个女儿了，非常不容易，又没有老婆婆，就靠自己在家带孩子，男同事嫌老婆孩子是拖累，他要一个人挣钱养五口人，说压力太大了，希望和老婆分开。调解室里，日光灯嗡嗡作响。男同事小王跷着二郎腿，手指不耐烦地敲着金属椅扶手，离婚协议在桌面上摊开，墨迹未干。妻子丽丽抱着最小的女儿坐在对面，大女儿和二女儿怯生生地缩在她身后，三张稚嫩的脸上都挂着泪痕。“小王，你再好好想想，”居委会张大姐推了推老花镜，“丽丽这些年为这个家付出多少，街坊邻居都看在眼里。你说压力大，谁家没压力？”“付出？”小王冷笑一声，“她不就生了几个丫头片子？整天就知道伸手要钱，家务也没见得多干净。我在外面累死累活，回到家连口热饭都吃不上！”丽丽猛地抬头，眼底泛起血丝：“你说什么？我每天凌晨五点就起来做早饭，送完孩子又要买菜、洗衣服、打扫卫生。晚上等孩子们睡了，我还要做手工补贴家用！你以为带孩子是享福？”她怀中的小女儿被突然的高音量吓得大哭起来，二女儿也跟着抽噎。“哭哭哭，就知道哭！”小王烦躁地站起来，椅子在地面划出刺耳的声响，“三个赔钱货，养到什么时候是个头？我受够了！”大女儿突然冲上前，攥住小王的衣角：“爸爸，我以后会好好学习，考第一名，还能帮妈妈干活，你别离开我们好不好？”小王粗暴地甩开女儿的手，大女儿踉跄着摔倒在地。丽丽再也忍不住，把小女儿交给二女儿，冲过去护住大女儿，声音里充满绝望：“王建军！你还是人吗？这是你的亲生女儿！”张大姐赶紧上前拉开两人，小王却趁机抓起离婚协议：“少废话，我已经起诉了，法院判离只是时间问题！”说完，他头也不回地摔门而去，留下满屋哭声。接下来的日子，丽丽像变了个人。她白天在超市当促销员，晚上回家还要辅导孩子功课，常常忙到凌晨。有次我去她家送东西，看见她趴在餐桌上睡着了，手边还放着没做完的手工活，桌上摆着冷掉的剩菜剩饭。大女儿已经学会了做饭，正在给妹妹们热牛奶，小小的身影在厨房里穿梭，动作却格外娴熟。而小王这边，离婚官司打得如火如荼。他甚至在朋友圈晒出和年轻女子的合照，配文“终于重获自由”。消息传到丽丽耳中，她只是沉默地把手机扔进抽屉，继续给小女儿喂饭，仿佛早已预料到这一切。开庭那天，我偷偷去旁听。法官看着三个孩子的照片，语气严肃：“被告，你是否考虑过离婚对孩子的影响？”“我每个月给抚养费，仁至义尽了。”小王翘着腿，一脸无所谓。“爸爸骗人！”大女儿突然从丽丽身后冲出来，“你说过会给我买新书包，说过要陪我去游乐园，还说会永远爱我们！你是大骗子！”她的哭喊在法庭里回荡，不少人偷偷抹起了眼泪。最终，法院以“需进一步考虑孩子成长环境”为由，驳回了离婚申请。小王暴跳如雷，当场把判决书撕得粉碎，还扬言要上诉。日子一天天过去，丽丽的头发白了大半，却比以前更坚强。她学会了骑电动车送孩子，学会了和难缠的客户讨价还价，孩子们也越来越懂事。大女儿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上了重点初中，领奖那天，她在台上大声说：“我要感谢妈妈，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反观小王，新交的女朋友得知他有三个孩子后，果断分手。他的工作也屡屡出错，被领导批评降职。有次在街上偶遇，他身形消瘦，胡子拉碴，早已没有了当初的意气风发。而丽丽的窗前，三个女儿亲手种的向日葵正在阳光下绽放，金灿灿的花瓣，就像她们灿烂的未来。生活或许残酷，但总有人能在废墟中开出花来。

80年代，对越反击战中，牺牲的烈士遗体被摆放在路边，等待军工们的登记，负责火化的战士们表示：“整理完烈士们的遗体，两天从吃不下饭，甚至不敢上厕所”那年春天，天气回暖，可前线的空气却凝滞得像停了一口气，沉重得让人透不过来。老战士李成义提起那段记忆时，沉默了好一会儿。他不是一个感性的人，可说起整理烈士遗体的那几天，他的眼圈还是红了。他说：“说不怕是假的，但更怕的是……看着那些兄弟，年轻、完整地走上去，回来却……你连完整的名字都叫不出口。”那是在1984年“两山轮战”期间，执行任务的是139师416团。那时候，很多前线战士自愿领取82-1式手榴弹，那是一种爆炸延迟极短的手榴弹。用途，大家心里都明白——敌人逼太近，不想被俘、不想落入敌手，那是最后的选择。这种弹有个让人心口发紧的名字：光荣弹。你很难想象，年轻战士在衣袖和裤腿上贴着写好自己名字的胶带，贴的时候安静极了，就像在准备一张随时可能启用的“回家路标”。他们怕牺牲后身体不完整，战友们认不出来，就用这种办法留个名。就这么简单，也就这么让人心酸。顾金海就是那批上阵的年轻战士之一。那天凌晨突击的时候，敌人火力压得很猛，顾金海所在的小组一度冲到最前，敌方火炮精准覆盖了他们的阵地。等到后方清理战场时，他已经牺牲了，遗体不完整，只靠那条带着名字的胶布辨认出来。他当时年仅21岁。负责把他们抬回来的，是一支军工队伍。说是“军工”，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运输弹药，修路搭桥，但其实，他们做得远不止这些。他们送过水、送过粮、送过伤员，也送过烈士——那种送是“抬”。你没法坐等遗体被送来，他们得一个个冲上去把人背回来、抬回来，有时一抬就是几个小时。抬回来的不是一个“人”的模样，而是一堆肉体模糊的碎片。有人头部中弹，有人腹部被炸开，有人四肢已经分离。即使戴着口罩、穿着防护，也挡不住那股气味直冲鼻腔，有战士忍不住当场呕吐，也有人什么都没说，回到驻地就自己坐角落发呆。“你不敢想象，刚刚跟你说话的战友，可能下一刻就被放在路边等你去做登记。”老军工赵林这样说。他亲手登记了300多具烈士遗体，有的甚至找不全，只能记下“遗体不完整，疑似为某部某连某人”。一边写，一边心里想着：“别是我认识的，别是我昨晚还一起吃饭的。”火化那些遗体的是另一批战士。没人教他们该怎么做，也没人能真的“习惯”那种工作。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搭起简易火化架，烈士遗体被一具一具抬上去，用木柴点燃。两个战士轮流守着火，有人崩溃过，也有人默默坚持。王建军就是负责火化的一员。他说：“我们用了厚军被包住遗体，再慢慢放上去，怕不庄重，也怕烫了自己。但真正怕的，不是这些，是看到那些脸，哪怕烧到一半，眼神还在。那种感觉你忘不了。”他有次烧完一批烈士后，回到驻地两天吃不下饭。他说不是恶心，是心里难受。“有时候连厕所都不敢去，害怕一个人坐那静下来，脑子里全是他们的脸。”在那场“兰剑B行动”中，顾金海所在连队牺牲了12人，而这是一个加强连的总人数三分之一。那一战后，部队政委说：“你们是去杀敌的，不是去送死。”可现实中，他们却不得不一个个背着“光荣弹”、带着名字的胶布走上前。他们真的没想死。没有谁是为了牺牲而去的，但他们早就知道可能回不来，所以他们提前安排了“回家”的方式。有人把家信放在胸口，有人在背包夹层放了照片，还有人拜托战友，如果自己不幸，替他照顾年迈的母亲。你说他们不怕死？那是假的。顾金海在出发前夜给家里写了封信，信里写得最重的一句是：“妈，如果我回不来，就当我从来没去过。”写完他把信叠了三层，塞进了战士常用的笔记本后面，一直没寄出去。信是后来由火化前负责清理物品的战士找到的。而那封信，现在在他的老家纪念馆里。信纸已经泛黄，字迹很规整，一个字一个字都写得很清楚。那年他才21岁，刚学会抽烟，还没谈过恋爱，第一次出省就是上前线。这就是那个年代中国军人的样子：不吵不闹，默默上前线，默默埋在山里。有的连名字都没留下完整，有的只靠衣角上那一小条胶布辨认。我听很多人说战争离我们很远，可那些烈士离我们很近。他们没有雕像，也没有大片描述，有的只是一张老照片和一段只字片语的记载。可就是他们，用命守住了边境，用血写下了那一页你不会在教科书上细读的历史。今天我们能平静坐在这里说这些话，就是因为曾有人在边境线那头，不怕死地顶了上去。所以我说，讲这些事，不是为了煽情，也不是为了反复渲染残酷，而是为了让人记得——那场战争真实存在过，那些人真实牺牲过。他们没求什么，只希望我们别忘。战争过去了快四十年，有些墓碑连字都模糊了。可他们当年留下的那点点滴滴，像骨头上的刻痕，哪怕时间再久，也磨不掉。他们不是数字，不是统计表上的“战损”。他们是曾经活生生的人，是你、我这样的青年，只是被时代选中，提前走完了人生。愿他们安息。我们记得，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