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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世界船王包玉刚想为大陆捐款1000万美元，但提了一个特殊要求，众人听后竟无人敢接，最后邓公出面才一锤定音。包玉刚1918年11月出生于浙江宁波镇海一个商人家庭，早年进入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学习，后在上海从事银行工作，先后在中央信托局和上海市银行担任管理职务，积累了扎实的金融业务经验。1949年他移居香港，开始独立创业历程。这些早期经历为他后来在航运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49年后包玉刚在香港港口开展贸易活动，1955年购入第一艘载重8700吨的旧货轮并命名为金安号，通过长期租赁合同与日本企业合作，确保稳定收入来源。这种经营策略帮助他逐步扩大船队规模，到1970年代后期拥有超过200艘船舶，总载重吨位达到2000万吨以上，成为全球最大独立船东之一。包玉刚在商业中严格遵守合同，按时偿还贷款和支付工资，与日本钢铁企业、希腊船东以及英国王室保持长期合作关系。英国女王授予他爵士称号，日本天皇颁发勋章，他还成为汇丰银行首位华人董事。这些荣誉体现了其国际商业地位。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启动后包玉刚多次访问大陆，陪同父亲包兆龙返回探亲期间注意到北京涉外酒店供应不足，住宿条件有限。他决定捐赠1000万美元在北京建设现代化旅游饭店，所有权和经营权归国家，唯一条件是以父亲包兆龙名字命名。捐赠提议提交后相关部门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命名事宜，讨论可能涉及的政治顾虑，过程持续超过一年时间，支票迟迟无人签收批准。不同机构反复交换意见，但最终没有形成接收决定。1981年7月3日包兆龙和包玉刚父子抵达北京，7月4日国家旅游总局举行饭店工程奠基仪式，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出席活动。7月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父子，同意接收1000万美元捐赠并批准以包兆龙命名饭店，同时指示在三环路选址建设。同次会见中包玉刚捐赠1000万美元用于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建设，也获得批准以包兆龙命名。饭店建设于1983年开始，邓小平于同年9月5日亲笔题写兆龙饭店店名。1985年10月饭店正式开业，邓小平出席开业典礼并剪彩。该饭店成为当时北京重要的涉外高档酒店之一，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支持。1984年包玉刚捐赠2000万美元在宁波创办宁波大学，全家成员共同参与捐助多栋教学楼建设，校园建筑使用包玉刚及其家人名字命名。从奠基到招收首批学生仅用一年多时间，学校快速投入使用。包玉刚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保持密切联系，1982年撒切尔夫人访华前他邀请对方参观中国历史遗址。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期间，他多次往返伦敦和北京，传递双方信息，促进谈判进程顺利推进。1987年包玉刚将环球航运集团事务移交给四位女婿管理，开始退休生活。1991年9月23日他在香港逝世，享年73岁。追悼活动在香港大会堂举行，维多利亚港内船舶降半旗致哀。

这就让英国民众“破防”了？什么事呢？就是他们的新首相斯塔默来中国访问，顺道去参观了故宫。结果现场照片一出来，有些人心里就不太舒服了。为啥呢？因为画面里，咱们的故宫照常开放，游客穿梭，首相先生也是边走边看，还和遇见的中国游客微笑挥手打招呼。这场景本来挺正常，也挺好，但架不住有人喜欢“考古”对比啊。现场的真实情况是，1月29日下午，斯塔默在太和殿前、内金水桥上驻足赏景，有专业讲解员全程陪同，他不时与讲解员交流，遇到中国游客时还会微笑挥手打招呼，互动十分自然。而故宫当天照常开放，游客穿梭其间，大家该拍照拍照、该参观参观，偶尔有游客认出斯塔默，也只是惊喜地打个招呼，没有过度的喧哗和围观，整个场景温馨又平和，完全是平等交流的模样。斯塔默此行本就带着务实合作的目的，率着50余家英国大企业的高管和机构代表随访，涵盖金融、医药、制造业等英国优势领域，参观故宫既是感受中国文化，也是为双边合作铺垫情感，他本人也明确表态，此访取得了切实成果，英中关系处于“良好、强劲”的状态，甚至笑言想把现场的拉里猫花灯带回英国。可英国民众偏不看这些核心信息，非要翻出2017年特朗普参观故宫的老照片做对比，硬生生比出了所谓的“怠慢”。先说说特朗普当年的情况，作为当时的美国总统，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国家元首的外事安保规格本就历来严苛，这是国际通行的惯例，并非中国特意“高看一眼”。当年特朗普参观故宫时，周边主要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现场进行适当清空，本质上是出于最高级别外事安保的需求，毕竟美国总统的安保标准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最严格的，这种安排无关“重视程度”，只关乎安保规范。而且有一点英国民众刻意忽略了，这种级别的交通管制，在中国接待其他国家最高级别元首时也同样存在，比如此前其他国家领导人访华参观敏感或重要场所时，也会有相应的安保措施，这是基本的外事礼仪和安全保障，不是专门为特朗普量身定制的特殊待遇。更有意思的是，英国民众一边喊着“被怠慢”，一边忘了自己国家的政要此前参观故宫时，也从来没有过所谓的“净街”待遇。回顾历史，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威廉王子等英国王室成员，撒切尔夫人、特蕾莎·梅等前英国首相，都曾到访过故宫，这些访问也都是在故宫正常开放或合理安排的前提下进行的，从来没有出现过为了英国政要而彻底清空现场、实行“净街”的情况，当时英国民众也没觉得有任何不妥，怎么到了斯塔默这里，就突然变得玻璃心起来。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或许忘了125年前的耻辱，当年包括英国军队在内的八国联军攻陷北京，闯入紫禁城烧杀掠夺，甚至在金銮宝座上拍照炫耀，以此羞辱中国；而如今，中国以平等、尊重的态度接待英国首相，让他在开放的故宫里感受华夏文明，与普通中国民众友好互动，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尊重，可他们却偏偏要拿这种平等，去对比另一个国家元首的安保规格，进而生出委屈和不满。其实英国民众的“破防”，本质上是自身心态的失衡，是无法接受英国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日不落帝国”的现实。曾经的英国，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广阔的殖民地，横行霸道、不可一世，习惯了被追捧、被特殊对待；而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英之间是平等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存在谁要刻意讨好谁、谁要怠慢谁的说法。斯塔默此次访华，核心目的是推动中英双边合作，寻求发展机遇，他本人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才会感慨“对中国，真不能盲人摸象”，希望通过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可部分英国民众，却还抱着昔日的优越感，总觉得中国应该像当年一样“重视”英国，应该给予他们超越常规的特殊待遇，一旦这种预期没有实现，就会觉得自己被“怠慢”、被“看人下菜碟”。他们混淆了“安保规格”和“重视程度”的概念，把美国总统的特殊安保，当成了中国对美国的“高看”，又把对斯塔默的平等对待，当成了“怠慢”，这种对比本身就毫无道理。再看看数据和现实，斯塔默此次访华，带来了50多家英国大企业的代表团，这是英国近年来派出的规模较大的商务代表团，足以说明英国对中英合作的重视，也足以说明中国对英国的诚意。而故宫作为中国的文化瑰宝，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的开放，体现的是中国的自信和包容，让外国政要在正常的环境中感受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开放的姿态。中国网友的一条高赞留言很实在：“去年我去故宫的时候也没有清场”，这句话戳中了关键——故宫本来就是面向公众开放的场所，除非有特殊的安全需求，否则不会轻易清空，斯塔默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参观，恰恰体现了中英之间的平等和随意，体现了外交该有的温度，可这些，却被部分英国民众解读成了“怠慢”，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一种自寻烦恼的玻璃心。

1992年春天，美国芝加哥卡尔登酒店某个不起眼的角落，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紧紧抓着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久久不放手。她说：“我听过很多关于你的英勇故事，当年你不但救了七千多名英国人的性命，同时也救了许多其他人的性命。我今天代表英国政府与人民对你表示深深的感谢与敬佩。”那一刻，几十年风尘仿佛定格，老人名叫刘放吾，中国远征军团长，在缅甸战场上救下7000多名英军及500余名美国传教士、新闻记者，却在胜利之后，被历史遗忘了整整半个世纪。那一年，他已经93岁，头发花白，靠轮椅代步。而她已卸任五年，却专程前来，只为亲口说一句迟到的“谢谢”。它让曾被边缘化的东方战场，重新进入西方叙事，也让一个被误解和冷落的中国将军，再次站回了他应站的位置。1942年春，缅甸仁安羌油田地区，英军第1师遭日军包围，7000多名英印联军弹尽粮绝。伦敦一度准备宣布放弃缅甸，撤出整个东南亚战线。刘放吾接到命令时，只有1121人，面对的却是日军第33师团4000人以上的兵力，且装备更为精良。没有空援，仅有英军第7装甲旅坦克团C中队提供的12辆轻型坦克及3门火炮支援，连地图都是英军手绘的草图。但他没有犹豫，带领113团强渡平墙河，夜袭501高地，连续三昼夜浴血奋战。3营营长张琦在夜战中壮烈牺牲，阵地三度易手，最终靠着拼死白刃战，打开了英军退路。中方阵亡202人、受伤318人、生死不明20人，总计伤亡约540人，换来英军7000人及500余名盟军人员突围成功，战后英军士兵高喊“中国万岁”。丘吉尔专门发电向中国致谢，罗斯福也称这是“盟军合作的典范”。《大公报》当时称此役为“东方的敦刻尔克”，但这个东方奇迹，却很快被西方历史书淡化，甚至抹去。在西方媒体主导的二战叙事中，中国远征军的身影被压缩成了几行小字，而仁安羌的胜利，也未能进入主流记忆。直到1992年，《世界日报》和《旧金山纪事报》才重新提起这段历史，报道了撒切尔夫人与刘放吾的会面，才让更多人知道，这场战役的真正主角并非英国人。他不是蒋介石嫡系，1946年因战功晋升少将并获六等云麾勋章，却始终没有实权。1949年退守台湾后，因受孙立人“兵谏”案牵连被边缘化，生活窘困。1952年，他在屏东靠卖煤球度日，“将军煤球”成为当地人口中的调侃。一个赢得丘吉尔称赞的战将，被迫在街头打杂度日，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不乏见的荒诞。更荒唐的是，1963年，香港骗子林彦章冒充“刘团长”，被英军当作英雄接待多年，后因谎称集资兴建“菲士廷新村”事发被捕驱逐。真正的刘放吾，却隐姓埋名、无人问津。直到1992年，台湾当局才为他补发1946年已获颁执照的“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而那一年，距离战役，已经过去整整50年。撒切尔夫人的出现，既是补偿，也是迟到的致敬与历史澄清。她代表英国政府向刘放吾致敬，称“如果没有你们，我的父辈可能活不过那三天”。她还提到，许多获救士兵的后代已繁衍至第四代，“是你们给了我们继续存在的机会”。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也专门致函，称刘放吾是“盟军抗敌精神的象征”。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谢意，虽然来得太晚，但终究没有缺席。2013年，在缅甸仁安羌战场遗址上，一座纪念碑悄然竖立，碑文由蒋孝严亲笔题写。碑下，202位中国远征军将士的英名，被刻入石中。刘放吾的儿子，刘伟民，将这份名单带回了湖南南岳忠烈祠。这一刻是对整个中国远征军的迟来致敬。新华社在报道纪念碑揭幕时这样评价：“历史不会遗忘，只是它有时走得太慢。”参考信息：解救七千多英军士兵与传教士的中国军官刘放吾.--2015年08月31日14:31:18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