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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志愿军“打坦克英雄”苏吊蛋受到接见,伟人嫌这名字实在不雅,就说:“我
1953年,志愿军“打坦克英雄”苏吊蛋受到接见,伟人嫌这名字实在不雅,就说:“我把你的名字改一下。”苏吊蛋这个名字,没有典雅,没有修饰。生于1929年太原南郊的普通农家,他的出生正是民间各种艰难和迷信交错的时候。家里实在贫困,为了让小孩好养活,亲人干脆取了这么个"低贱"的名字。对于底层家庭来说,不讲究面子的称呼是一种现实的无奈,也是他们对命运的顺从。1937年太原沦陷时他刚满八岁。那之后的年月里,掠夺、抓丁、逃难成了村里人的日常。8岁的时候,日军冲进村子放肆掠夺,苏吊蛋第一次看见外人闯进自家门槛,野蛮地抢粮、打人,老人倒地却没人敢喊冤。当很多大人还在讲国仇家恨的时候,苏吊蛋明白仇恨是怎么在骨子里扎根的。那些年,苦日子没有一句豪言壮语,但身边的人都学着如何自保,如何还击。他16岁参军,1945年2月进了八路军吕梁第8军分区17支队,拿弹弓的本事让老兵笑话。他并不觉得丢人,反而把这些生活技能摆在明面。到了真正上战场,像1948年太原战役,他受伤却没退出,反而带着战友从侧面突入碉堡,用手雷炸开机枪点。1948年太原围城战役他立下一等功;1949年狼坡山战斗,他带五名战士迂回炸哑敌机枪,腿部多处中弹、肩部负伤,再立一等功。命硬归命硬,其实是会抓住敌人松懈和破绽,他很少逞强蛮干,更多靠判断和操作。后来朝鲜战场上,他从步兵转了炮兵。什么都不懂,从头学起。唯一能仰仗的,是那副灵敏的耳朵和从小练出来的反应。1950年入党,同年12月编入志愿军炮兵第31师401团4连,任炮长、一连一排排长——这是志愿军最早入朝的反坦克炮兵之一,他不是半路改行。1951年夏天甘凤里阵地,美军的二十辆重型坦克压上来。部队要等信号开火,可苏吊蛋等不住。他凭着经验判断距离,在阵地最紧张的时刻主动开炮。四门炮,一下干掉了五辆坦克,甚至指挥车都打得正着。1951年7月27日甘凤里战斗中,前沿指挥所遭敌炮击、通信中断,他在等不到命令的情况下下令开火,并亲自装填、瞄准、发射,5发5中,保障了战斗胜利。事后师部来调查,没被罚反被嘉奖。团长到阵地查问谁先开的炮,得知原委后不但未加追究,反而予以表扬。战场上规则重要,但真正遇事时,选择比服从更难。战后他被授予"打坦克英雄"称号、荣立二等功。到了新世纪,朝中友好机构寻找志愿军老兵,才又在档案里翻到这个老名字。2000年,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50周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单位发起"找英雄、颂英雄"活动,隐姓埋名近半个世纪的他才被社会重新认识。晚年他患上脑萎缩,于2012年或2013年病故;2011年建党90周年,太原市授予他"100位为太原解放和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共产党员"称号。所有故事背后,其实是一条朴素的线:名字。苏吊蛋这个粗糙的名字,最早是穷人对抗生活无力感的回应,是家庭对存活的执念。可时代变了,他登上政协会议,有人嫌弃名单上的土名字,而在最高层的默许下,另有人写上苏兆丹。这改名的动作,看似简单,其实蕴含着一个大集体对于普通成员的体面和尊重。它不是照顾谁的颜面,而是真诚地认可,一个在最艰苦前线做了事的人,值得被以更庄重的方式记住。在中国社会里,类似苏吊蛋这样的人并不稀罕。许多普通人默默守着自家一亩三分地,随着国家的脚步,走过战争、经历重建、慢慢老去。他们不曾要求世界记住自己,但在大风大浪前也绝不轻易放弃。一切最辉煌的事和最低调的努力,最终都归到安稳地把当下活好。这,就是苏吊蛋到苏兆丹、志愿军排长到普通工人的完整过程。他们才是真正在历史进程里安安稳稳扎下根的中国人。信息来源:毛泽东说名道姓中的智慧与幽默(2)——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96年,山西一退伍老兵在逛地摊时,发现84张泛黄纸片,拿起一看瞬间脸色大变。
1996年,山西一退伍老兵在逛地摊时,发现84张泛黄纸片,拿起一看瞬间脸色大变。谁料,当他激动询问价格,摊主竟然狮子大开口,张口就是:3000!令人诧异的是,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下来,这些纸片上到底是什么?那年在山西太原南宫旧货市场一个不起眼的旧书摊前,55岁的退伍老兵王艾甫停了下来。没曾想竟从一堆破旧书刊里翻出几本泛黄的册子,里面夹着84张纸片,上面清晰写着“阵亡”二字和烈士的姓名、籍贯。摊主看出他神色激动,张口要价3000元,这在当时相当于王艾甫一年多的退休金,他二话不说,回家借钱凑齐了这笔钱。值得一提的是,他之所以如此激动,不仅仅是因为纸张上的内容,还因为在18岁那年他也曾参过军,先后参加过援越和援老两次战役,亲眼目睹过战友在身边倒下。退役后他转业到山西省检察院工作,但心里始终放不下那些牺牲的战友。1996年退休后,他本想靠收藏老物件打发时间,没想到这次发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他买下的不仅是太原战役阵亡将士登记册,还有84份从未送达的阵亡通知书,记录着866名烈士的信息,最小的战士才刚满18岁。从那天起,他便踏上了漫长寻亲路,按照通知书上的地址寄出上百封信,却因行政区划变更、亲人搬迁而石沉大海。他不甘心,又跑遍太原市七大烈士陵园,逐一核对3900多座墓碑,终于找到几十位与名单相符的烈士安葬地。家人起初不理解,邻居也说他傻,花这么多钱买堆“死人名单”,可他心里清楚,这些纸片背后是84个家庭等了近五十年的消息,他一定要送烈士回家。转机出现在2005年,那年太原举办抗战藏品主题展览,王艾甫将这84份通知书展出,武汉晚报记者汤华明看到后深受震撼,将11位湖北籍烈士的信息带回武汉刊登。四个月后,记者传来消息,找到了湖北云梦县钟垸村烈士郝载虎的家属。王艾甫激动得泪流满面,九年的坚持终于有了回响,连忙带着通知书赶到钟垸村,村口响起鞭炮,全村人像迎接英雄一样围拢过来。郝载虎的堂弟接过通知书泣不成声,原来村里一直传言郝载虎当了逃兵,家人背负了几十年的耻辱,这份通知书终于还了他清白。郝载虎的成功寻亲只是一个开始,此后他的足迹遍布山西、河北、内蒙古、河南、甘肃等十多个省份,累计行程超过30万公里。而在这期间,他抵押了房产,花光了积蓄,甚至变卖了自己收藏的银元来筹措路费。2013年,他突发脑梗,身体大不如前,但出院后仍坚持整理资料,拄着拐杖继续寻找,他说只要能动,就一定要找下去。随着媒体报道,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加入进来,华中科技大学组织300名大学生组成志愿者团队,利用网络技术帮助整理烈士信息。政府也开通了“烈士寻亲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利用大数据为更多烈士寻找亲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王艾甫已经成功帮助201位烈士确认身份,将84份阵亡通知书中的半数以上送到了家属手中。而在2009年,他就已在老家左权县西关村一处抗战时期的情报站旧址,自费创办了辽县抗日战争纪念馆。他把自己收藏的3000多件抗战文物全部捐出,纪念馆免费向公众开放。2017年,他又将纪念馆和所有藏品无偿捐给当地政府,他说收藏不是目的,让更多人记住历史才是最重要的。王艾甫说,烈士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后人至少要还他们一个名字、一块墓碑、一段被铭记的历史,这趟寻亲路,他还想一直走下去。信息来源:(新华网《王艾甫:84份阵亡通知书的“寻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