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加班的白领揉着酸涩的眼睛，陷入价格战的小企业主盯着下滑的利润曲线，在零工经济中挣扎的骑手数着微薄的收入——这些场景被一个流行词概括：“内卷”。

当这些现象被简单归类为“内卷”时，更深层的分配不公问题正在被模糊和回避。全球前10%的人群掌握着超过一半的世界收入和四分之三的个人财富，这种结构性失衡无法用“竞争加剧”轻松解释。

2026年《世界不平等报告》揭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图景：全球前10%的人群获得了约53%的总收入，并拥有约75%的个人财富。

与此同时，处于底部的50%人口仅分享不到10%的收入和约2%的财富。这种分配格局不是短期波动，而是长期趋势的延续。

更令人震惊的是财富集中度。全球最富有的0.001%约5.6万人，其掌握的财富总量已达到全球底部50%人口财富的三倍。自1995年以来，底层50%的财富占比几乎停滞不前，而顶端人群的财富份额持续上升。

这种财富集中不仅限于全球层面，在各国国内也同样显著。在印度，顶层1%的人拥有近40%的国家财富，而底层50%的人只拥有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

当人们抱怨“内卷”时，他们真正描述的是什么？是无限延长的工时，是不断降低的利润空间，还是日益激烈的同质化竞争？这些现象确实存在，但将它们统称为“内卷”可能掩盖了更深层的问题。

在中国，多个部门最近开始整治“内卷式”竞争。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十大典型案例，包括约谈外卖平台、整治光伏行业风险等。

这种治理思路将重点放在规范竞争行为上，但分配不公的核心——资源和机会的初始分配不平等——可能被相对忽视了。

德国的案例更能说明问题。汉斯·伯克勒基金会的研究显示，德国的基尼系数已从2010年的0.282攀升至0.310，创下历史新高。贫困家庭占比从14.4%上升至17.7%。

研究进一步发现，收入越低的人群，对国家和民主机构的信任感就越低。这种社会信任的流失，远比“内卷”这一概念所描述的表面竞争现象更为严重。

分配不公不仅仅是收入数字的差异，它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指出，个人收入的71%仍由出生地和性别等出生条件决定。

这种“出生彩票”效应意味着机会不平等在人生起点就已注定。更令人担忧的是，自2005年以来，性别劳动力参与率差距仅缩小了3个百分点，目前仍高达24%。

按当前速度，全球性别薪酬差距仍需一个世纪才能消除。在印度，城乡差距尤为明显：92%的城市家庭能用上清洁烹饪燃料，而农村家庭只有49.8%能享受到这一基本便利。

这种基础设施的不平等直接转化为“时间税”——农村贫困人口，尤其是妇女，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获取基本生活资源，进一步限制了他们的经济机会。印度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仅为15.7%，是亚洲最低水平之一。

当我们把目光从表象的“内卷”转向深层的分配机制时，会发现一些被忽略的关键因素。2026年《世界不平等报告》指出，最富有的10%个体贡献了约77%的私人资本相关碳排放，却拥有更强的适应能力。

相比之下，底部50%的人群几乎不排放，却承担约75%的气候冲击损失。这种不平等分布显示了环境和分配正义之间的紧密联系。

国际金融体系也在放大不平等。富裕经济体通过低成本融资和高收益海外资产，每年从发展中经济体净吸收约相当于全球GDP 1%的资源。这一规模约为官方发展援助的三倍，形成了一个隐性的资源转移机制。

在印度，政策选择也加剧了分配失衡。虽然中央资本支出在物理基础设施上创下新高，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实际上停滞不前。教育支出一直徘徊在GDP的4%左右，远低于长期目标的6%，而医疗支出仅为1.2-1.5%。

解决分配不公需要超越对“内卷”的表面治理。2026年《世界不平等报告》建议，对超级富豪征收适度的财富税，可能筹集全球GDP的0.45%至1.11%，用于缩小已发现的各种差距。

但单纯的经济再分配并不足够。国际劳工组织报告强调，需要将社会正义置于所有政策制定的核心。这意味着从金融、工业到健康与气候等各个领域，都需要考虑分配影响。

德国的研究指出，要遏制不平等加剧的趋势，需要加大对高收入和高财富人群的征税。同时，必须让贫困人口更好地融入劳动力市场，并增加基本保障和养老金等转移支付。

这些措施的目标不仅是减少收入差距，更是为了重建社会信任，防止社会和政治分裂。

在印度喀拉拉邦与比哈尔邦之间，社会发展指数的差距如同两个世界；在德国，收入分化正侵蚀着民主制度的根基。

当政策制定者忙于发布“反内卷”典型案例时，那些从出生就被决定只能分享全球2%财富的半数人类，需要的不仅仅是更规范的竞争环境。

正视分配不公，意味着承认有些问题无法用“良性竞争”来解决，而需要直面资源与机会的结构性重组。这不仅是经济挑战，更是对我们能否构建一个真正公正社会的根本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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