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指示》。

在接到这一指示后，全国各地纷纷行动起来，积极清理潜藏在社会各界的反革命分子，由于当时农村、乡镇的土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反动党团骨干，都潜藏到了省城中，所以各大省城的公安机关都在加班加点。

也因为如此，省城不少监狱、看守所都人满为患，后来还不得不临时增加羁押点。

同年11月下旬，湖南长沙市公安局临时设置在“雷公堂”的羁押点，有一名刑事犯突然宣称，自己愿意检举反革命分子，借此来减轻罪责。

当时长沙市公安局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一名刑事犯的检举揭发，解开了一个20年前的谜团。

“雷公堂”此前并非是一个看守所，而是一个道观，抗战时期毁于长沙“文夕大火”，此后就渐渐荒芜破败，成为乞丐的栖身地。

长沙解放后，因缺少群众集会场地，“雷公堂”被当地组织清理干净，专门用于会场。

1950年7月，随着全国掀起了“镇反运动”，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容纳不下抓捕的反革命分子，所以在雷公堂开设了临时的羁押点。

不过，虽然说是个临时的羁押点，但里面关的人不少，足足有小两百人，其中大部分是被历史或者是现行的反革命罪行被捕，还有少部分是刑事犯。

喊话要检举反革命分子的，是当时“雷公堂”关押的一个刑事犯，名字叫包云升，是长沙本地人，现年36岁。

包云升的犯罪经历，说起来足以逗人一笑。

事实上，包云升在解放前，不过就是个卖苦力的人力车夫，也正如老舍在《骆驼祥子》里讲的那样，普通的人力车夫是没有属于自己的人力车的，都是从车行租的。

当时，车行老板刘宝山在长沙当地是一个有名的地痞流氓，平素作恶多端，在当地是出了名的。

1950年镇反运动开始以后，刘宝山就被群众举报，被当地公安机关逮捕了，当年国庆节前，刘宝山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刘宝山一被枪毙，所有受压迫的人力车夫都很高兴，这其中也包括包云升。

在刘宝山的公审大会结束后，包云升同另外两名人力车夫一起喝酒清楚，结果当晚就喝大了，三个人聊起过去受欺压的艰辛，越想越是气氛，就想着到车行去，砸点什么出出气。

包云升也没想到，他的另外两个同伴走到半路上就醉倒在地不省人事，只有他踉踉跄跄的走到了车行，一推门，迎面就碰上了刘宝山的小老婆。

本来心里就有气的包云升趁着酒气，就把刘宝山的小老婆给强暴了。

次日一早，包云升从家里去车行拉车，当地的公安机关已经在那儿等候，把他逮了个正着、

不过，这个案子前后事实经过很清楚，公安机关基本上不用怎么调查，就把包云升押到了“雷公堂”的羁押点，等候法院审判。

这个包云升被押到看守所以后，也觉得自己罪责难逃，可突然有一天，他发现了负责看守的民警在院子墙上用白灰刷的几个大字：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

包云升看见这行字，很是兴奋，想起来在20多年前，自己曾亲身经历的一件事，立马大喊着要求检举。还闹着要见公安局长。

包云升倒是高估了自己的重要性，那时看守所关着小200号人，公安局根本就管不过来。就在标语写在墙上后，“雷公堂”就有17个在押人员响应号召主动检举或者是坦白交代，

不过，好在看守所方面对犯人的检举还算是用心，没过多长时间，就有民警去了包云升牢房，将他带去了所长室。

“雷公堂”羁押点的看守所长是丁保国，值得一提的是，此人是一名战斗英雄。

丁保国是东北人，是四野十二兵团四十五军的一名连指导员，后来跟随大军一路南下，长沙解放后，丁保国所在的连队被留在长沙，参与清匪反霸，并立下不少战功。

本来按照丁保国的情况，他是完全可以留在军中的，但一次突如其来的意外打乱了这一切。

1950年春一次新兵训练中，丁保国不慎被手榴弹炸伤，从此失去一只眼睛。

以丁保国的伤残，自然是不太可能留在部队，组织上当时找他谈复员，但他不愿意，坚持要留在部队，恰在这时，长沙地方公安机关因为“镇反运动”缺人手，于是在经过商量后，丁保国就被安排复员到了长沙。

市公安局一听说是个连指导员复员来了，高兴地合不拢嘴，因暂时无法调动，临时安排到了“雷公堂”羁押点当了看守所长。

一下子安定下来，对丁保国而言很不适应。

丁保国一次去市局开会，听上级传达了有关镇反运动的指示，回来后就决定给关在看守所的犯人进行思想教育，他在部队本来就是连指导员，干起这项工作就是得心应手。他在狱中找了个写字写的好的犯人，帮他在墙上刷标语。

不过，丁保国自己后来也没想到，会牵出一桩大案。

一进入办公室，丁保国就看到了点头哈腰的包云升：

“你有什么情况要反映，可以说说。”

丁保国当时已经处理了看守所十七个犯人的自白以及检举揭发，大多数都是无足轻重，他一开始也觉得，包云升提供不了什么情况。

包云升只是一味的点头哈腰：

“我要反映一个特别重大的案子，得直接对公安局长说。”

“公安局长公务繁忙，没空听你谈。“

丁保国这时已经不大有耐心：

我是所长，政府有规定，可以代替局长接受在押人犯的坦白检举。”

包云升还想说点什么，旁边一个狱警就已经开口怒斥：

“你这个家伙是装傻还是真的不知好歹，丁所长也是忙得日夜不停的，能抽出时间来听你当面检举已经大大不易了，还罗嗦个啥呀！”

包云升被吓了一跳，这才开口表示愿意同丁保国谈，他先是确认了一下墙上所写的“坦白从宽”的政策，在得到丁保国确定没有问题后，这才主动交代：

“我要检举的是一件重大的历史悬案，距今已经有20年了。”

丁保国一听，顿时就来了精神。

1930年6月中旬，蒋冯阎军阀爆发中原大战，蒋介石调集在湖南的第4路军何健部追击张发奎、李宗仁部至湘桂边境，造成了长沙兵力空虚。

当时，中共中央受“左”倾错误影响，认为这是革命高潮的到来，因此决定要夺取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争取革命在一省的胜利，因此下令毛主席、朱老总率领的红一军团进军九江、南昌，命令彭老总率领的红三军团夺取长沙，在后续两军汇合后，一起再向武汉进发。

毛主席那时对于整个行动方案都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红军力量仍然还是薄弱，即便是能够占领几座敌人的大城市，但是随着敌人反攻，我们很快还会丢失这些城市。

很不幸的是，毛主席的话言中了后来红军的发展。

就在红一军团积极向江西进军之际，彭老总率领的红三军团也开始了进攻长沙。

1930年7月27日，红三军团从从永安市、春华山一带出发，直扑长沙，并接连突破国民党军的防线，兵锋直抵长沙城下。因何健走时带走了几乎所有的部队，红三军团几乎是毫不费力的夺取了长沙。

几天后，湖南省苏维埃临时政府成立，李立三当选为主席，因人未到职，暂由王首道代理。

这也是红军历史上首次夺取国民党当局占据的大城市。

不过，由于我军并没有管理城市的经验，加之当时有不少人都跟随大军进城，长沙在一个极短时间竟陷入混乱，加上还有国民党军散兵游勇、特务等伺机破坏，长沙一时之间发生了多起政治乃至刑事案件。

考虑到要安定社会，彭老总在临时省府委员会上提出要处理这些问题，王首道则将这一任务交给了红三军团。

彭老总随即下令：

“为了迅速恢复秩序，安定民心，军团部组织执法队上街巡视，坚决镇压反动分子，打击刑事肇事者。”

1930年7月30日夜，红三军团执法队成立，并由时任红三军团第五军第六师政委彭雪枫领导，负责长沙城的治安工作。

彭雪枫精明强干，上任之后迅速投入状态，在极短时间里，就稳定了长沙的局面，彭老总后来盛赞他：

“好！这个彭政委硬是了得，短短数日就解决了大问题。是个人才！是个将才！”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彭雪枫后来才被人给盯上了。

在听闻长沙丢失后，蒋介石勃然大怒，下令何健调集兵将“收复”长沙，考虑到敌众我寡，红三军团决定撤离长沙，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隐藏在长沙城的敌特决心趁我军撤离时实施报复。

当时，彭雪枫夜间常去红六师司令部门前广场的一个湘春面馆吃夜宵，而且形成了一个习惯，被潜伏在城中的敌特注意到，暗中布置了杀手埋伏。

不过，也因为彭雪枫身上津贴不够多，敌人安排刺杀那夜，他并没有去吃面，从而躲过了这一劫。

1930年8月4日夜，在红三军团撤离长沙前，一个执法巡逻组在执行完任务返回时，大家议论：

“就要撤离省城了，我们咬咬牙花点津贴费吃碗面条吧。”

因为天气炎热的缘故，六名红军战士并没有进店，而是就坐在面馆门口的凉棚中等。不料面刚端上来，不知道从何处打了几枪，几名战士还没来得及吃面，就双双倒在血泊中。

红三军团在听闻消息后，也是十分震惊，立即派出调查人员调查，但因为当时大部队撤离长沙在即，因此调查的过程也相对草率一些。

至8月5日，何健集中兵力大举进攻长沙，红3军团被迫于8月6日撤出长沙，向平江县长寿街方向转移。

六名红军战士，就这么糊里糊涂的被敌人打死。

这起案子也因为没条件调查，成了一桩悬案。

包云升之所以要检举这起案件，主要源于他当时就在长沙。

1930年7月底，红三军团打进长沙时，包云升只有16岁，他记得在红军撤走以后，城里到处都在宣扬红军执法队被杀，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有的说是土匪报复，还有的说是国民党特务下的手。

何健后来回到长沙后，贴了张布告，声明是“国军特遣队”曾参与袭杀红军。

本来这件事跟包云升也没什么关系，他家离得湘春面馆也颇远，可后来一次偶然的情况，他听到一个人说，红军执法队被杀一事同他有关。

根据包云升的描述，大约是1932年夏，距离红三军团一打长沙已经过了两年多，一次他同邻居乘凉时，偶然说起了当年这桩旧案，因为讨论的过于激烈，起了争执，这时一个叫祁宽寒的站出来说：

“你们别争了，这件事我最清楚了，那是“湘潭“一炷香”的行动罗，人家原先是要打那个负责执法队的叫彭雪枫的那个红军头儿的黑枪的，只不过那姓彭的没有现身才临时改变主意打了6个士兵嘛。事后，“一炷香”的总舵爷粟老大还特地进城，请城内的有功人员吃了顿饭，我们老板也去了。粟老大还赠送了若干礼物，连我也拿到了一条“哈德门”香烟呢。”

众人一听祁宽寒这么说，纷纷上来追问，但是祁宽寒没再继续说下去。

包云升后来坦言，自己一开始，没把祁宽寒的话当回事儿，一直到两个月后，他路过湘春面馆，意外看到了祁宽寒就在店里忙活，这才想起，当年红军执法队被袭杀的现场不就是在湘春面馆，怎么会这么巧呢？

不过，包云升之所以撤出这桩旧事，倒不是他真的就大义凛然想破案，纯粹是为了扯出个人来，好为自己脱罪。

包云升在讲完这些以后，瞬间引起了丁保国的兴趣，作为参加革命多年的指战员，他意识到这是一起大案。

当天下午，湖南省公安厅集中全省各市、区公安局开会，听取有关“镇反”方面的汇报，当时会上就有人提出，要集中破一批积案，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烈士郭亮、杨开慧等人被杀害案”、“毛泽东主席祖坟被掘案”、“红三军团执法队被袭杀案”等，要求各市区公安局积极查找相关线索。

丁保国当时也在会议现场，就把包云升交代的材料拿出来。

对这份交代材料，省厅高度重视，在经过集中讨论后，决定成立专案组调查，不过因为“镇反”期间，公安局各部门都抽调不出人手，于是上级临时决定，就调丁保国担任专案组组长。

丁保国听后，也吃了一惊，虽然他已经是调到了公安口工作，但他毕竟没什么侦查经验，一听上面这么安排，登时着了急。

“还是换人吧，换个熟悉侦查工作的同志来，咱当组员，他怎么说咱怎么干。”

可上级领导也别无办法，只能赶鸭子上架：

“目前人手紧张，你就一边学一边干吧，只要有一颗对革命工作负责的红心，做好这项工作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考虑到专案组也需要人手，上级特意给丁保国调来了三个助手，丁保国本来以为，自己没什么经验，上级调来的人怎么也该是个有经验的。

哪知人来了以后，丁保国也傻了眼，他的三个组员，年纪一个比一个小，办案经验更别提了。

不过，出于对革命纯粹的热忱，三个年轻干部一听是要侦破当年红军执法队被袭杀的案件，顿时起劲儿了。

就这样，四个人蹲在公安局大院的一角，热火朝天的聊起了破案思路。

也不能怪组织上不重视，实在是抽调不出人手，甚至就连工作的办公地点也没有，不光是丁保国专案组，当时大多数专案组，基本上都没个办公开会的地方，全都是找个空地或者是树下聊案子。

讨论来讨论去，众人一致认为，应该找到包云升口中所说的祁宽寒，此人是破案的关键。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