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14日，朱枫在台北写下最后一封家书。 信纸上是工整的竖排字迹：“凤将于月内返里一行，约有一周至旬日可留。 ”她用小名“凤”落款，却特意在名字前加了个“威”字。 这位时年45岁的中共地下党员刚完成传递台湾防务情报的任务，满心以为能赶回上海与分别三年的丈夫儿女吃顿年夜饭。

她托人带信给好友朱慰庭时，舟山群岛与家乡镇海仅隔一道海峡，最近处不足10公里。 她不知道叛徒的枪口已对准她的背影，更没想到这页薄纸会成为绝笔。信从台湾绕道香港寄往上海，3月4日才抵达目的地。 那时她已被关进舟山看守所，吞金自尽的血迹染透了囚衣。

1905年深秋，宁波镇海朱家花园诞生的女婴被取名朱谌之。 她的父亲朱云水是镇海渔业公会会长，宅院里的憩园小楼藏着琴棋书画。 少女朱枫师从书法家沙孟海，二十岁时便能写端秀小楷，求字的人常踏破门槛。 同窗挚友陈修良记得，她在宁波女子师范学堂总爱谈论时事，五卅惨案后举着标语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

1931年沈阳炮火连天时，她已是奉天兵工厂工程师陈绶卿的夫人，但“九一八”事变迫使她带着四个继子女南归故里。 命运第一次转折发生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 32岁的朱枫变卖祖母留下的三克拉钻戒，将3200元全数捐给浙江的台湾抗日义勇队。 这笔钱当时能买万斤粮食，她眼睛都没眨。

1939年皖南岩寺镇的新知书店里，朱枫与第二任丈夫朱晓光共同打理着党的秘密据点。 当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时，她化身“周爱梅”小姐，三次闯入上饶集中营。 第一次探监时提着装满药品的藤箱，她对守卫笑得温婉：“家兄病重，容我送件寒衣。 ”第三次离开时，丈夫朱晓光等三十余名同志顺着她摸清的路线越狱成功。

1945年春，她在上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四年后香港合众贸易公司的阳台上，她穿着短袖旗袍拍下最后一张照片。 背面钢笔字墨迹未干：“她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 ”这封信寄出十天後，华东局情报员找上门来。

1949年11月25日，朱枫以“陈太太”身份登上基隆港客轮。 她提着装满旗袍的皮箱，箱底暗格藏有给吴石中将的密电。 在台北青岛东路的吴公馆，参谋次长吴石打开铁盒，里面是《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胶片。 七次会面中，朱枫把微缩胶卷藏进发髻，通过香港送往大陆。 有次接头突遇特务盘查，她转身走进绸布店，随手扯了块蓝印花布佯装选料子。

事后吴石感叹：“陈太太挑布料的眼光，比情报还准。 ”叛变发生在1950年1月29日深夜。 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在台北古亭区被捕，特务从他身上搜出记有电话号码的十元新台币。 这个号码属于朱枫女婿王昌诚，而蔡孝乾小姨子的出境证正是朱枫托吴石办理的。

1950年2月4日，吴石副官聂曦安排军用运输机送朱枫飞往舟山。 临行前吴石递过特别通行证时，眼镜片后闪着水光：“告诉刘老板，吴某不负所托。”飞机降定时海，朱枫住进沈家门缪家路15号的顾家四合院。 主人顾孙谋是朱枫妹妹的生意伙伴，四合院南侧小门正对渔港。

她天天站在海边望镇海，咸腥海风裹着零星炮响——解放军的登陆战已逼近登步岛。 农历正月初二（2月18日）晚饭时分，两名便衣推门而入。 朱枫放下筷子，对同桌的顾学勇轻轻点头，跟着特务走出南门。 顾家人后来发现，她卧房枕头下留着咬变形的金锁片。

舟山看守所的夜浸透寒意。 朱枫用茶杯磕碎贴身金镯，分四次吞下碎片。 黄金边缘割破食管时，她想起二十年前给沙孟海老师研墨，宣纸上写着“弥明”二字。 天亮时狱卒发现她蜷在血泊中，国民党浙江站长沈之岳急电台北：“女匪吞金，速派飞机！ ”毛人凤下令不惜代价救活她。 军医撬开她牙齿灌泻药，金片混着血块排出体外。

1950年6月10日午后，台北马场町刑场风沙扑脸。 朱枫被反绑双手，碎花旗袍外套着深色毛衣。 记者镜头里，她突然纵身跳下囚车，枪响前喊声撕裂空气：“中国共产党万岁！”弹孔穿透胸膛时，舟山群岛解放的捷报正在北京传阅。 她女儿陈沈珍后来在《老照片》杂志看到行刑图，才发现母亲旗袍第三颗盘扣松了线脚。

2010年12月9日，北京机场BR716航班货舱移出檀木骨灰盒。覆盖的党旗被雨水打湿，朱枫外孙女徐云初伸手轻抚，盒身还带着台北富德公墓的潮气。 六十年前舟山吞金那夜，她写给丈夫的信刚辗转至上海。朱晓光盯着“威凤”署名发呆，想起妻子说过金锁本是给孩子打长命锁的余料。

2011年7月，镇海革命烈士陵园台阶上，儿子朱明捧骨灰盒走得很慢。 201步台阶尽头，墓碑刻着“朱谌之”三字——这是沙孟海当年取的名，意为拥抱光明。 海风掠过陵园时，像极了她从香港寄出的最后一封信里的话：“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

当最新解锁的档案显示，朱枫在舟山看守所曾用指甲在墙壁刻下“明”字，这个字恰好是她1948年为儿子改名的选字。 她在生死关头划出的笔画，究竟是想起即将团聚的儿子，还是暗示未传递出去的最后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