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16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宣判前总统尹锡悦有期徒刑5年。消息一出，政界哗然。检方原本要求10年刑期，而仅获5年，令不少观察者感到失望甚至愤怒。三天前，同一法院的特别检察组还在另一案中请求对尹锡悦判处死刑，法院却用实际行动画下了一道模糊的分界线。

韩国司法体系的决定背后，其实是一场权力的试探。尹锡悦此番被判定的三项罪名，都围绕着2024年12月3日的紧急戒严展开，包括阻挠逮捕、侵害国务委员审议权和伪造戒严文件。这些指控被法院认定为“同一动机下的连续行为”，按照“限制加重原则”，最终量刑不能简单叠加。再加上初犯、未致人员伤亡、非暴力等情节，5年成了技术层面上的极限。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法律的理性裁决，但其中潜藏的，是留给未来更严重案件的空间。尹锡悦还身陷8起刑事诉讼，1月的判决只是外围案件，2月19日的内乱罪才是真正的关键。如果当下就重判，未来数罪并罚反而可能造成处罚失衡；而一旦刑期过重，二审或者大法院也很可能以量刑适当为由发回重审。类似情形在其它国家并非罕见。比如2017年，巴西前总统卢拉因腐败案被判9年半监禁，但持续上诉和多轮法律攻防，最终实际服刑时间远低于预期。又如南非前总统祖马，屡次身陷贪腐调查，几经波折，最终刑期大幅缩水，激化了社会对司法独立性的争议。

与之相对的是，法院对尹锡悦的死刑求刑，本质上更像一种定性而非真要执行。韩国自1996年以来未再执行死刑，即便法院真判死刑，二审大概率改判无期，最终多半特赦出狱。全斗焕案就是例证：一审死刑，二审无期，几年后获释。死刑的提出，更多是传递对宪政秩序的警告信号，为后续相关案件设下法律基准。但这种震慑也有副作用，一旦法院未采纳，甚至明显减刑，只会让外界疑虑“再大的罪也能打折”，削弱司法威信。

李在明希望借司法途径对尹锡悦彻底清算，不仅是法律意义，更是政治上的胜负。可现实是，司法系统自有其节奏，不可能完全配合任何政治派别的期待。法院既要兼顾民意，又力图保持中立，还要避免沦为政治博弈的工具。正因如此，保守派始终没有与尹锡悦彻底切割，只要没有“不可逆转”的重刑判决，亲尹势力依然有生存空间。

韩国并非唯一一个在政权更迭后清算前任的国家。秘鲁前总统藤森、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都曾在权力变动后遭遇刑事追诉，但结果或因特赦、或因政治风向变化，往往难以一锤定音。反观1990年代末美国的“水门事件”后，尼克松虽辞职但未被追究刑事责任，这种制度性宽容反倒缓和了社会裂痕。

韩国现代政治史已经多次上演“前总统入狱-特赦-复出”的循环。朴槿惠、李明博均因贪腐入狱，后来又被特赦。尹锡悦只要保守派有机会重新执政，依旧可能东山再起。因此，李在明真正的挑战，不在于尹锡悦是否被判刑，而在于自己能否稳住执政优势。如果政权轮替，现有所有司法努力都可能被推翻。

更深层的问题，是韩国难以摆脱“胜者全拿、败者入狱”的政治宿命。这种你死我活的对抗，已成为一种制度性困境。想要破解，单靠重判某一位前总统显然无法解决。只有超越个人恩怨，推动制度改革，将总统权力关进笼子，才能缓解恶性循环。可在社会高度撕裂的现实下，连最基本的共识都难以达成。倘若只把目光锁定在个人清算，最终不过是历史的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