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后期，随着农民起义风卷云涌，渐渐成为了心腹大患，而远在辽东的满清虽然势大，但是对于大明朝而言，似乎只需要守住山海关、遵化、居庸关等几个关口，就足以化解危局，所以很多眼界较高的人，就有了另一种思路，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和金”，这一派系一般被称为主和派，核心的人物是杨嗣昌，应该算是明朝最后一位颇具战略思维的掌权者了，而这一策略在现在看来，确实是当时的最优解。

毕竟当时皇太极是想要议和的，明金打了这么多年，年轻的皇太极也打累了，他很想学“朝国”独立建邦，与明朝开放边境榷场。在明朝外交官方一藻的努力下，明金“议和”基本谈成。皇太极想要先集中力量建设辽东和科尔沁，同时处理好内部的派系和矛盾。

戊寅之变

但是，自古以来，武将就是主战派，朝廷当中，很多站在道德制高点的人往往搬出“对不起祖宗”，来对崇祯和杨嗣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往高尚里说“祖宗基业，寸土不让”，往自私了说，这些人就是清流，看不清大局。当然，对于武将来说，不可能看那么远。

而主战派的代表，就是当时的宣大总督卢象升，本来在杨嗣昌的主导下，议和基本谈成，就差双方老大签字画押了。但是随着卢象升公开发表“蒙古人可以谈，安南人可以谈，唯独后金不可以谈和”的言论之后，朝中对崇祯和杨嗣昌的非议甚嚣尘上。而崇祯作为甩锅能手，自然就是将责任甩给了杨嗣昌。

随着主战派这么一闹，本来议定的议和就被耽搁了下来，而皇太极苦等数月，也没有等到崇祯的回复，再也压不住手下的多尔衮和济尔哈朗等主战派的反对，再不得已之下，决定让多尔衮和岳托兵分左右，杀进了明朝境内。左路从墙子岭越过长城，沿着太行山一路南下。右路从青山关翻过长城，朝唐津运河杀去。

清军破济南

历史记载是，崇祯十一年（1638年），多尔衮率八旗主力破关南犯，兵锋直抵京畿，酿成震动朝野的“戊寅之变”。这个时候，明朝需要一致对外，崇祯下令杨嗣昌和卢象升主导抗清。但是卢象升不愿配合杨嗣昌，臣是外臣，不宜掺和内廷所议之事。这话明显是在嘲讽崇祯和杨嗣昌议和，你看你支持杨嗣昌议和，后金照样打进来了吧。不粘锅崇祯反手就把杨嗣昌等人给卖了。撒谎说，内廷从来没有议和的意思，全是外廷的人自作主张。

然后就是，卢象升带着鄙视杨嗣昌的心理上了战场，结果就是卢象升不听杨嗣昌的战略指示，杨嗣昌也不支援卢象升，两人完全就是各打各的，公开摆烂。随后清军在中原腹地烧杀掳掠，明军节节溃败，一代名将卢象升战死沙场、曝尸八十日而不得安葬，明廷的军事防线与政治公信力遭受重创。

卢象升战败

结果就是清军势如破竹，在华北平原肆意驰骋，甚至渡过黄河攻破了济南，深入明朝境内2000里，在明朝一通烧杀掳掠，造成了数十万军民罹难，宗藩德王朱由枢被俘虏。随后崇祯又开始甩锅，把山东官吏清洗一空，巡抚颜继祖、总兵倪宠及援剿总兵祖宽等36位重臣因“失陷宗藩罪”被判斩弃市。如此折腾一遭，大明王朝基本人心尽失，崇祯皇帝基本失去了大臣的支持。

这场惨剧的爆发，根源并非清军战力不可匹敌，亦非明朝无可用之将，更多在于崇祯帝未能妥善处置卢象升与杨嗣昌的核心矛盾，在战和抉择中首鼠两端，最终放任内耗吞噬了抗敌力量，将王朝推向更深的危局。

卢象升与杨嗣昌的矛盾，本质是抗清战略的根本对立，本可通过君主的统筹调和转化为互补力量，却因崇祯的摇摆不定演变为你死我活的内斗。卢象升出身文臣却深谙军事，一手打造的天雄军纪律严明、战力强悍，在镇压农民军与抵御清军的战事中屡立奇功，是坚定的主战派。面对戊寅之变的危局，他不顾父丧在身，被崇祯“夺情”起用后，麻衣白网奔赴前线，立誓“刀必见血、人必带伤、马必喘汗”，一心以死报国。

杨嗣昌

而时任兵部尚书的杨嗣昌，面对明朝内外交困的窘境，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主张暂时与清军议和，集中兵力围剿农民军，从战略逻辑上并非全无道理。两人的分歧本是战术路径的差异，若崇祯能明确战略方向，或支持卢象升主战、全力调配资源，或坚定推行杨嗣昌的议和策略、约束主战派言行，皆可避免内耗。但崇祯既渴望卢象升的战功稳住朝局，又贪恋议和的“退路”，不愿承担任何政治风险，对两人的矛盾采取了模糊放任的态度，为后续悲剧埋下伏笔。

崇祯对矛盾的处置失当，首先体现为对主战派的架空与消耗，亲手瓦解了抗清的核心战力。卢象升虽被封为“总督天下援兵”，赐尚方宝剑，却始终得不到实际兵权与粮饷支持。在杨嗣昌的掣肘下，崇祯默许其将最精锐的三万关宁铁骑划拨给太监高起潜统领，仅给卢象升分配宣、云、晋三镇号称两万的兵力，后又陆续抽调拆分，最终留给卢象升的只剩五千老弱残兵。

多尔衮入关

粮饷供应更是雪上加霜，崇祯最初赐予的三万八千两白银仅是象征性犒赏，后续常规粮饷断绝，卢象升多次上疏求援皆石沉大海，军队被迫“啖雪水、嚼枯茅”，甚至靠百姓接济大枣充饥。当卢象升计划夜袭清军大营时，高起潜故意调走后军使其功败垂成；当他被困巨鹿贾庄、身陷八万清军重围时，近在五十里处的高起潜坐拥重兵却隔岸观火，六次求援均无回应。这一系列掣肘行为的背后，是崇祯对卢象升的不信任，他既想借卢象升的声望平息主战派舆论，又怕其战功打破议和可能，最终任由杨嗣昌与高起潜联手，将卢象升逼上绝路。

更为致命的是，崇祯在矛盾激化后推卸责任、混淆是非，彻底摧毁了明军的士气与政治根基。卢象升战死沙场后，杨嗣昌为掩盖自己掣肘的罪责，竟向崇祯诬陷其“临阵脱逃”。多疑的崇祯不仅不加核查，反而轻信谗言，拒绝为卢象升收尸，致使其忠骸曝尸八十日，蛆虫穿甲、孝服成灰，部卒为其鸣冤却遭鞭挞至死，千总不肯篡改塘报便被立斩。

这种颠倒黑白的处置，寒了天下将士之心，一位舍孝尽忠、浴血奋战的督师，最终落得如此下场，让前线将士看清了君主的凉薄与朝局的腐朽。反观杨嗣昌，其暗中遣使议和的行为败露后，崇祯为逃避“卖国”骂名，全然否认自己默许议和的事实，将责任推给外廷，使主和派也陷入被动。这种首鼠两端、卸责避祸的行事风格，让朝堂上下派系对立愈发尖锐，主战与主和派不再以国事为重，而是忙于相互倾轧、自保求生，明廷彻底丧失了凝聚力量抗敌的可能。

多疑的崇祯

诚然，戊寅之变的爆发有明朝国力衰退、两线作战的客观因素，但崇祯对卢杨矛盾的处置失当，是将潜在危机转化为致命惨剧的关键。他既无明太祖的铁腕统筹之力，又无唐太宗的纳谏平衡之智，在战和抉择中摇摆不定，在派系纷争中放任自流，最终让主战派的热血与主和派的算计相互抵消，沦为清军的俎上鱼肉。卢象升之死，不仅是一位忠臣的悲歌，更是明朝统治体系崩塌的信号，当君主无法调和内部矛盾、无法庇护忠良之士时，王朝的覆灭便只是时间问题。戊寅之变的惨剧，终究是崇祯的多疑、懦弱与政治无能，亲手写下的血色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