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长卷中，有一笔深重的遗憾始终挥之不去。

历代王朝虽屡次试图将日本纳入版图，却终究未能实现这一宏愿。

元世祖忽必烈曾两度倾国力东征，发动古代中国规模空前的跨海远征，却因台风、战略失误与内部矛盾而功败垂成。

这场未竟的征服，不仅让后世扼腕叹息，更埋下了东亚格局的变数——若当时成功，或许便不会有日后日本对中国的屡次侵扰。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这一缺失的征服，始终是中国帝王雄心的一大未竟之梦。

这场东征，是中国古代王朝首次大规模跨海远征日本，也是日本古代史上遭受的唯一一次大规模外敌入侵。

这场战争涉及元朝、日本与高丽，是继唐朝白江口战役后，第二次涉及东亚大陆、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三方政权的战争。

忽必烈曾多次遣使招降日本，两度出兵征伐，甚至还筹备过第三次军事行动。

公元1206 年，铁木真统一蒙古草原各部，称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

此后蒙古开启对外扩张之路，西辽、花拉子模、西夏、金朝、大理等诸多政权均被其击败，国土纳入蒙古版图。

蒙古如同不知疲惫的战争机器横扫亚欧大陆，这与蒙古族作为游牧民族的特性密切相关。

游牧民族频繁征战，首要原因是生存需求。

游牧经济的不稳定性，使其需从定居农业社会获取必要经济资源，方式除贸易外便是暴力掠夺，此前匈奴、鲜卑、柔然、突厥等游牧民族亦是如此。

游牧民族将战争视为战士的乐趣，成吉思汗曾言 “男人最大的乐趣在于战胜敌人，将他们连根铲除，夺取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对蒙古人而言，战斗是生活的自发表达与主要活动。

在持续征服中，蒙古统治集团逐渐形成 “蒙古帝国意识形态”，认为在上天旨意下，蒙古人本应征服世界。

蒙古帝国并非普通国家，而是正在形成的世界帝国，未纳入统治的国家在法理上是潜在组成部分，要么臣服要么被征服，无其他选择。

征服日本，便是蒙古征服世界计划的一部分。

忽必烈作为黄金家族子孙，自幼受此氛围熏陶，秉持着征服者的思维。

除此之外，忽必烈的政治合法性不足，也是其东征日本的重要原因。

忽必烈虽击败弟弟阿里不哥成为蒙古大汗，但在诸多蒙古贵族眼中，他得位不正。

根据蒙古政治传统，新任大汗需在蒙古本土政治中心召开的忽里勒台大会上，由宗室诸王和重要大臣推举产生，而忽必烈却是在开平府由少数宗王推举即位，违背了传统，当时大部分蒙古诸王，支持阿里不哥。

同时，忽必烈大力推行汉法、以汉文化为治国理念，引发了坚持草原本位的蒙古宗王不满。

在蒙古人眼中，统治者的合格与否，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为帝国增加财富、人口和土地，因此蒙古历任大汗即位后必发动新一轮对外战争，忽必烈也选择通过对外征伐增强自身政治合法性。

当时蒙古在北、西方的扩张已近极限，与南宋战事焦灼，东南亚鞭长莫及，日本成为最合适的征伐目标。

学界另有观点认为，南宋当时已被蒙古从战略上三面包围，忽必烈东征日本的目的之一，是切断南宋与日本的往来及援助，加速消灭南宋、完成统一大业。

忽必烈正式出兵前，先遣使日本招降，这是蒙古汗国的惯例。

先派使者劝降，对方拒绝则出兵征讨。

此时日本处于镰仓时代，实权不在天皇上皇手中，而由镰仓幕府掌控。

幕府最高长官征夷大将军已近似傀儡，最高权力落到世代担任执权的外戚北条家族手中。

忽必烈遣使及两次东征主要发生在第八代执权北条时宗掌权时期。

1266 年，忽必烈向日本派出首个携带正式国书的使团，希望日本像高丽一样臣服，使团路线为经高丽渡海赴日。

使团抵达高丽后，高丽高级官员李藏用给使团正使黑帝写信劝阻，称日本自古以来未臣服过中国，强求臣服会遭拒绝甚至出言不逊，且海上风浪莫测，大军征讨未必能成功，试图让黑帝知难而退。

对从未见过大海的蒙古人而言，海洋的神秘性、未知性及当时的航海技术，让其充满恐惧，黑帝最终率使团原路返回。

高丽的小动作被忽必烈识破，忽必烈严厉斥责高丽元宗，元宗只得派人携带国书前往日本。

日本镰仓幕府将使团扣留五个月后，未予回信，便打发其返回。

此后，蒙古又于 1268 年、1269 年、1270 年、1272 年四次遣使日本，要么被拦截在对马岛未能登上日本本土，要么滞留数月后无功而返。

忽必烈先后六次遣使日本，要求其臣服并建立朝贡关系。

1271 年，蒙古改国号为大元。

蒙古在国书中以武力相威胁，但均遭日本拒绝，采取冷处理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