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书法史上，王冬龄先生是一位绕不开的标志性人物。数十年深耕笔墨，既得“当代草圣”林散之先生真传，又承陆维钊、沙孟海等大师文脉，在传统书法领域筑就了坚实根基；更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开创“乱书”艺术，探索多元媒介表达，将书法从书斋推向当代艺术的广阔场域。
他的艺术实践始终游走在传统与创新的边界，既因对文脉的坚守而厚重，又因对边界的突破而充满争议，最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风貌，为当代书法的发展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照。
书法艺术的创新，永远离不开对传统的深度浸润，王冬龄先生的书法之路，始于对经典的虔诚临摹与系统研习。
他的传统书法造诣，既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师承关系，更源于数十年如一日的“日课”修行，在诸体兼擅的基础上，尤以草书成就最为突出，尽显对传统文脉的精准承接。
王冬龄先生自幼便与笔墨结缘，后考入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师从“现代中国书法教育拓荒人”沈子善先生，从此踏上专业学书之路。
沈子善先生的教导为他搭建了系统的书法认知框架，他以清代吴让之篆书入门，打下了扎实的线条功底，随后精研《九成宫》的楷法森严、《张迁碑》的古拙雄浑，逐步涉猎诸体，在碑帖融合中探寻笔墨规律。
真正让王冬龄先生在传统书法道路上实现飞跃的，是拜入林散之先生门下的经历。1967年，经尉天池介绍，他成为“诗书画三绝”的林散之先生入室弟子，得以窥见草书艺术的精髓。
林散之先生“不随世俗任孤行，自喜年来笔墨真”的艺术追求，以及“写到灵魂最深处，不知有我更无人”的精神境界，深深烙印在王冬龄先生的艺术生命中。
林散之先生所赠“虚名易得，实学难求”的八字箴言，更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时刻提醒自己坚守笔墨本真。
在林散之先生的指导下，王冬龄先生对草书的理解从技法层面上升至精神层面，习得“润含春雨，干裂秋风”的用墨之道，以及气韵贯通的书写要义。
其后，王冬龄先生考入浙江美术学院首届书法研究生班，成为陆维钊、沙孟海、诸乐三三位大师的弟子，这让他的传统书法视野进一步拓宽。
沙孟海先生的榜书气势雄强，为他日后的大字书法实践埋下伏笔；陆维钊先生的“蜾扁体”融合篆隶，展现出对字体结构的创造性理解；诸乐三先生的篆刻与书法相得益彰，让他深谙笔墨与金石气的关联。
这段求学经历，让王冬龄先生在兼收并蓄中形成了对传统书法的深刻认知，他不仅能精准复刻经典碑帖的笔法、结字与章法，更能在临摹中融入个人体悟，逐步形成稳健灵动的书写风格。
即便成名后，他仍坚持每日临帖的“日课”，这种对传统的敬畏与坚守，成为其所有艺术创新的根基。
王冬龄先生的传统书法造诣，集中体现在草书创作中。他的草书既传承了二王以来的帖学传统，兼具王羲之的飘逸灵动与王献之的俊朗挺健，又融入了林散之先生的清雅淡远，形成了气韵生动、笔意贯通的艺术特色。
其线条质感丰富，提按转折间尽显功力，既有“力透纸背”的厚重，又有“行云流水”的流畅；结字开合有度，在遵循草书规范的基础上巧作变化，妙趣横生；章法布局注重整体气韵，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呼应顾盼，形成疏密有致、虚实相生的视觉效果。
他的传统草书作品，既得到了书法界前辈的认可，也成为后学者研习草书的重要参考，彰显了其在传统书法领域的深厚造诣与广泛影响。
如果说传统书法是王冬龄先生艺术的“根”，那么持续不断的创新探索便是其艺术的“魂”。中年以后，尤其是赴美国讲学的经历，让他跳出传统书法的固有语境，开始思考书法的当代性与国际化表达。
从大字书法的突破，到多元媒介的尝试，再到“乱书”艺术的开创，他以一系列颠覆性实践，拓宽了书法的边界，将书法从文字书写升华为当代艺术语言。
大字书法是王冬龄先生突破传统书法场域的首次尝试。超大尺度的书写，打破了传统书法以尺牍、卷轴为主的呈现方式，将书法与空间环境相结合，赋予书法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王冬龄先生的大字书法，并非简单放大字形，而是在坚守传统笔墨规律的基础上，根据空间需求调整笔法与章法，强调笔势的连贯与气韵的充盈。让他的大字书法既具视觉张力，又不失笔墨本真。
多元媒介的探索，进一步丰富了王冬龄先生的书法表达。受跨文化交流经历的启发，他意识到传统笔墨纸砚的局限，开始尝试在不同材质上书写，包括竹子、木头、玻璃、亚克力、布料、陶瓷等，书写材料也从传统墨汁拓展到银盐、漆、油性物质等。
他的竹书作品，将书法、历史与自然生态相结合，观者可步入其中感受笔墨与空间的交融，彻底打破了书法作品“仅供观赏”的传统模式，赋予书法更强的体验感与叙事性。
王冬龄先生拓展了书法的书写媒介和书写场域，创造了丰富的书法语言与书法景观，为传统书法注入了现代活力。
“乱书”的诞生，是王冬龄先生书法创新的巅峰，也是引发争议最多的艺术实践。王冬龄先生明确表示，“乱书”的核心的是破除传统书法笔画不能交叉的铁律，让线条交叉、字与字重叠，形成看似杂乱无章却充满生命力的视觉效果。
这种创作方式极大地弱化了文字的可识别性，让书法从“可读”转向“可视”，聚焦于线条、墨色、空间的构成之美。
“乱书”的诞生并非偶然，而是王冬龄先生艺术逻辑的必然延伸。一方面，它源于对传统草书的继承与发展，王冬龄先生从徐渭打破“行气”、弱化分行的书法中获得启发，进一步突破左右分行的限制，让字与字、线与线相互交织，将草书的写意性推向极致；
另一方面，它受到自然造化的滋养，西湖残荷枯寂中蕴藏生机的气象，深深影响了他的创作，有观众观其巨幅乱书，便自然联想到接天残荷的交织姿态。
此外，跨文化交流的困境也促使“乱书”的形成，在美国讲学期间，王冬龄先生发现汉字识别是欧美观众理解书法的最大障碍，于是试图通过弱化文字表意、强化形式美感的方式，让书法成为跨越语言的艺术符号。
“乱书”的争议性，恰恰彰显了其艺术冲击力。支持者认为，这是书法创新的积极探索，“乱”是从传统脉络上生长出来的必然形态，王冬龄先生将其发展出了新范式；王冬龄先生的实践是时代性的艺术突破，为书法史开辟了新路径。
反对者则批评其脱离书法本质，怒批“乱书”毫无线质，质疑其对年轻人的不良影响。“乱书”并非书法，只是利用书写创作的当代艺术。
尽管争议不断，但“乱书”已成为当代书法无法回避的现象，其作品被大英博物馆、古根汉姆美术馆等世界知名机构收藏，让中国书法以全新形式走向国际舞台。
王冬龄先生的书法实践，本质上是其艺术理念的外在呈现。他的理念并非对传统的否定，也非盲目创新，而是在深刻理解传统的基础上，对书法的本质、边界与价值进行重构，形成了“继承为根、创新为魂”的艺术观，既坚守了书法的文化内核，又颠覆了传统书法的审美范式与表达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