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40年正月，宦官仇士良废掉太子，拥立颖王李瀍登基，改元会昌。长安城的权贵们都以为又一个傀儡皇帝诞生了，谁也没想到这个被推上皇位的年轻人会成为晚唐最后一个有所作为的君主。

李瀍接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安史之乱已经过去八十多年，大唐非但没有恢复元气，反而病入膏肓。

朝廷上宦官专权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前任唐文宗想要铲除宦官，结果酿成甘露之变的惨剧，四个宰相被杀，数千官员人头落地。那个策划政变的仇士良事后还大言不惭地总结经验，教唆手下如何玩弄皇帝，让皇帝沉迷声色犬马，无暇过问朝政。

地方上河朔三镇公然割据，节度使职位父死子继，俨然独立王国。其他藩镇也蠢蠢欲动，随时准备效仿。朝廷权威荡然无存，税收锐减。更要命的是，佛教寺院占据大量土地人口，僧侣不交税不服役，让本就捉襟见肘的财政雪上加霜。国库空虚到什么程度？连军饷都快发不出来了。

按常理说，被宦官扶持的傀儡皇帝能苟且偷生就不错了，哪还敢有什么作为？但李瀍偏偏不是软柿子。

在十六王宅做藩王的那些年，他目睹了太多宫廷斗争的血腥残酷，也看透了懦弱的唐文宗是如何一步步被宦官玩弄于股掌之间。他心里清楚，想要活下去，想要有所作为，就必须主动出击。

他第一个动作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召回被贬的李德裕任宰相。李德裕是牛李党争中李党领袖，能力出众但性格刚烈，得罪人无数，前任文宗时期被牛党排挤出京。唐武宗敢用他，本身就是一种宣示——我要干事，而且要干大事。

君臣配合默契，第一件事就是对付拥立之功的仇士良。他们吸取了唐文宗的教训，没有重蹈甘露之变的覆辙，不是简单粗暴地想要杀尽宦官，而是步步为营，逐个击破。

表面上给仇士良加官进爵，什么左卫上将军、楚国公都给他，实际上这些都是虚职，架空他的实权。同时提拔其他宦官分散兵权，大力提拔寒门官员制衡宦官势力。

会昌二年，仇士良感到大势不妙，企图故技重施，煽动神策军哗变，想要逼宫。但唐武宗早有准备，当众训斥仇士良，把责任全揽到自己身上："这都是朕的主意，与宰相没有关系！"让将士们无话可说。仇士良的阴谋破产后，只能灰溜溜地申请退休。这个曾经杀过两王一妃四宰相的权宦，就这样被赶下了政治舞台。

解决内部问题的同时，边患突然爆发。

曾经威风八面的回鹘汗国被黠戛斯打败，十余万残兵败将拥立新可汗乌介，南下找大唐要地盘。新可汗乌介提出一个令人震惊的要求——割让河朔三镇，让他重建回鹘牙帐。这简直是趁火打劫。

乌介可汗觉得内忧外患的大唐根本不敢开战，只能乖乖答应。更何况太和公主还在他手上，这是最好的人质。他带着十万骑兵驻扎在边境，不断向大唐索要粮草，又要求割让振武军治下城池。

唐武宗一开始还想着招抚，给了两万斛谷赈济，但乌介可汗得寸进尺，甚至派骑兵逼近大同军驻地，做出一副要进攻的样子。

李德裕和唐武宗商议后决定，不能一味退让，既然谈不拢就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必须趁回鹘内乱、元气大伤的时候彻底解决。他们从江南调来精锐弩手北上，专门克制回鹘骑兵。命令河东、幽州、天德军的藩镇联合吐谷浑、沙陀骑兵共同出击。

会昌二年九月，张仲武击溃乌介可汗主力。石雄率精锐夜袭回鹘大营，摸准太和公主的营帐位置，趁夜色发动突袭。乌介可汗措手不及，连夜逃窜。石雄救出公主后，带着骑兵一路追击到杀胡山，斩杀万余敌军。

乌介可汗带着残兵逃到室韦，大势已去的情况下被部下杀死。回鹘汗国彻底覆灭。

这一仗打出了大唐的威风。曾经不可一世的河朔三镇也开始对朝廷客客气气。藩镇眼里，大唐似乎又有了一丁点威势。但真正考验还在后面。

会昌三年，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死，侄子刘稹秘不发丧，胁迫监军奏请继任。他敢这么做，是觉得昭义镇和河朔三镇接壤，一旦自立必然会得到支持。这是藩镇最常见的套路——新冒头的叛乱藩镇和老牌割据势力相互勾结，让朝廷疲于奔命。唐穆宗时期横海镇李同捷搞自立，就得到成德节度使的支持，朝廷足足花了三年时间才平定。

但唐武宗和李德裕早就看穿了这一点。他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釜底抽薪，公开承认河朔三镇的独立地位，明确表示朝廷只打新冒头的叛乱藩镇，不动河朔三镇的既得利益。

这等于把之前河朔三镇拿不到台面上的事情放到太阳底下，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这一招太狠了。河朔三镇原本掺和叛乱，无非是怕朝廷平叛太顺利，连带着把他们也收拾了。现在朝廷主动表态不动他们，那还帮什么帮？不仅不帮，成德、魏博两镇反而主动参与讨伐刘稹，生怕错过在皇帝面前表现忠心的机会。

当然，朝廷也防着河朔三镇趁机占地盘。李德裕身在朝廷中枢遥控指挥，事先让给事中卢弘止担任邢、洺、磁三州留后，先堵住成德、魏博想要占据的嘴。又命山南东道节度使卢钧兼任昭义军节度使，并让他立刻前往任职。同时调动多路兵马互相牵制，谁都不能一家独大。这一仗打得漂亮，既维护了朝廷权威，又没让藩镇趁机坐大。

但接连大战让国库见底。中晚唐削藩为何这么难？一个大问题就是战争军费不够。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中晚唐的军费就已经占据国库支出的七八成，倒也勉强可以平衡。一旦发生战争，国库就会入不敷出。

唐德宗建中削藩时为筹措军费过度搜刮，结果引发了泾原兵变，皇帝狼狈逃出长安。这是血淋淋的教训。

唐武宗和李德裕不能重蹈覆辙。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佛教寺院。中唐以来，寺院占据大量土地和人口，僧侣免税免役，无数人为躲避赋税跑去当和尚。

寺院经济膨胀到什么程度？

它占着全国最肥沃的土地，还有十几万奴婢, 可是一文钱税都不缴纳，唐武宗在诏书中说，佛教寺院的规模比皇宫还大，这对国家财政来说是个大损失。

会昌5年，唐武宗下诏大规模灭佛，4.6万多所寺院被拆掉,强制26万多僧尼还俗，数千万亩土地被没收，15万奴婢被释放，这些僧尼还俗之后，都成了纳税的人，充实了国库还有劳动力，连着佛教一块儿，景教、祆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也都受到打击。

这一招解决了财政难题，同时还打击了寺院这个国中之国,虽然后世对灭佛有很多争议，佛教徒把它叫做会昌法难，但在当时那样的情况里，与其搜刮百姓引起民变，不如拿寺院下手。

有了钱之后，朝廷就开始整治官场风气，会昌4年的时候,全国裁减了两千多多余的人员，可别小看这个数字，按照唐朝那时候全国人口和官员的比例来说，那已经是非常惊人。

在短短的5年时间里，唐武宗和李德裕压制宦官、平定藩镇、打败外敌、整治官场风气、充实国库,这被史称作会昌中兴，这可是继元和中兴之后，大唐最后一次回光返照。

不过，兴盛到极点肯定就会衰败，唐武宗信奉道教,长时间吃丹药想要长生，会昌6年的时候，因为吃丹药中毒，性格变得暴躁还易怒，最后病死才33岁，他生前没立太子，然后宦官就假传圣旨立光王李忱当皇太叔。

唐武宗去世之后，很多事情就被推翻，宦官势力又重新回来了，党派之争也再次出现, 藩镇割据还是存在。

他只是让大唐变弱暂时变慢了，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这不能怪他, 晚唐一开始就是个烂摊子，能做到那样已经是极限了，历史给唐武宗一副烂牌，他已经尽力打出最好的结果了，会昌中兴虽然就那么很短的一下，但至少让大唐又多存在了六十年。

运气没了，英雄也没办法，国家的局势这样，积弊太深不容易改变，哪里是人力能扭转的,可至少他努力过，在最困难的时候使尽了力气，想把快要倒的大厦拉回来，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