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1279 年 3 月 19 日，南宋于崖山海战中惨遭溃败，一个延续了三百二十年之久的王朝就此覆灭。
主导此次歼灭之战的元军将领张弘范，满心骄傲，竟效仿汉代霍去病封狼居胥之举，命人在崖山入海口的一块巨石之上镌刻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
这十二个字，恰似一根锐利的钢刺，深深地刺入了汉人的内心。
崖山刻石
明代成化年间，广东提学佥事赵瑶目睹这奇异的石刻字迹后，挥笔写下：忍夺中华与外夷，乾坤回首重堪悲。镌功奇石张宏范，不是胡儿是汉儿。
明代成化二十二年（1486 年），广东巡按徐瑁对那石上的十二个字深恶痛绝，遂命人将其磨去，欲更改为“宋陆秀夫死于此”。然而，明代心学的奠基者陈献章却认为：宋亡之时，死者数以万计，并非仅陆秀夫一人，宜书“宋丞相陆秀夫负帝沉于此石下”。徐瑁对此持有异议，称“臣不宜先君”。刻字之事终因这番争议而搁置。
至嘉靖二十一年（1542 年），辞官归乡的知府赵善鸣曾提议刻石为“宋少帝陆丞相沉此石下”，但最终未能刻成。
时光匆匆，岁月悠悠。
1964 年秋，国歌作者田汉先生游览崖山之后，奋笔在巨石上写下：宋少帝与丞相陆秀夫殉国于此。
现今，这块巨石屹立在崖山之旁，宛如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向世人倾诉着一段悲壮且惨痛的历史。
一公元 1276 年 2 月，元军攻克临安，宋恭帝、太皇太后谢道清以及一众大臣皆被掳往元大都。杨淑妃携益王赵昰与卫王赵昺逃往福州。
同年五月，在张世杰、陆秀夫、陈宜中等人的拥戴之下，八岁的赵昰于福州登基称帝，即为宋端宗，改元景炎。彼时，扬州、通州、广州以及东南沿海一带仍归宋所有，四川虽大部沦陷，然钓鱼城、凌霄城等凭借地理优势依旧坚守抗元，总计军队数量约有二十万之多。
故而纵观全国局势，并非那般令人绝望。倘若指挥得宜，复国并非毫无希望。
与此同时，宋朝君臣满心期望元军能够如同当年追击宋高宗的金兵那般，因难以忍受南方湿热的气候而撤兵，从而给予宋朝一个喘息乃至中兴的契机。
显然，此次南宋朝廷严重低估了蒙古人“统一全国”的坚定决心。很快，忽必烈大帝向全军下达了“剿灭一切宋朝反动力量”的指令。
六月，元军对扬州发起了猛烈的攻势，扬州守城将领李庭芝和姜才展开了殊死搏斗。历经漫长时日，元军虽损兵折将，却始终未能将其攻克。
古代攻城图
景炎元年七月，宋端宗诏令扬州守将李庭芝、姜才赴福州勤王。李庭芝命淮东制置副使朱焕戍守城池，自己与姜才率领七千宋军南行，计划取道通州（南通）入海，而后沿海路抵达福州。
岂料，李庭芝和姜才刚离开扬州，朱焕便开启城门向元军投降。而李、姜二人亦被元军所设的埋伏围困于泰州。未几，泰州城被攻破，李、姜二人被俘，元军将他们押至扬州，处以凌迟之刑。
扬州沦陷后，真州、通州接连失守，宋朝丧失了长江以北的最后据点，图谋北上已然无望。
随后，元军大举南下，景炎元年十一月即兵临福州，端宗皇帝继续南逃，临行前命福建制置使王积翁镇守福州，以拖延元军追赶时间。
元军有个残忍的规定，攻城略地，凡遇抵抗，城破之日，无论男女老幼，尽皆屠戮。
王积翁早就看清了形式，以自己微弱的力量根本与元军无法抗衡，福州城一旦城破，全城老百姓哪里还会有性命。
于是乎，王积翁向元军献出全闽八郡图籍，开门纳降，前提条件是元军入城后不得惊扰百姓。
端宗皇帝一行离开福州后，意欲入据泉州。泉州不单是重要的通商口岸，坐拥大量资源，更是众多南宋皇室宗亲的聚居之所。
泉州的守城官员乃蒲寿庚，其为一位阿拉伯商人，曾因平定海盗立下功勋，受宋廷册封福建安抚使，统辖泉州海防与船舶，权力甚巨，严格来讲，他乃是一名官商。
蒲寿庚故宅遗址碑
太皇太后谢道清被俘之后，依循元庭之要求，曾颁诏天下郡县放弃抵御，归顺大元。商人向来逐利而动，于忠孝仁义无所顾念，旧主既然已然下达指示，自己又怎会不情愿，故而端宗抵达泉州之际，蒲寿庚早已与大元暗通款曲。他以张世杰等立幼童为帝乃居心叵测，难以成就大事作为借口，拒绝接纳端宗一行。
因物质短缺，需要补给，张世杰率军攻打泉州，蒲寿庚担心里应外合，故将城内南宋宗室全部屠杀。宋末诗人郑思肖在《心史》载：叛臣蒲受畊闭城三日，尽杀南外宗子数万人。”
泉州城久攻不克，元军追兵迫近，无奈之下，张世杰只能放弃泉州继续向南。
蒲寿庚因守泉州城有功，被元庭重用，官至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有元一代，蒲寿庚子孙官势显赫。
明人写的小说《清源丽史》中曾记载，明朝建立，朱元璋作为汉人，所建立的大明王朝以宋朝为继，曾下令：独蒲氏余孽悉配戎伍、禁锢，世世无得登仕籍，监其祸也。
二景炎二年（1277年）十二月，端宗皇帝为躲避元将刘深的追逐，上船避入广州湾，不料途中“龙舟”倾覆，端宗坠入水中，虽被左右救起，但由于惊吓过度，而一病不起。数月之后死于碙州，后葬于广东江门，史称永福陵，但永福陵藏于何处，至今成谜。
端宗的死给了多难的流亡小朝廷一个不小的打击，内部情绪低落，陆秀夫激励众人道：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将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兴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数万，天若未欲绝宋，此岂不可为国邪？
四月，张世杰等人拥立六岁的信国公赵昺于碙州称帝，是为宋末帝，改元祥兴。
碙州位于广东雷州湾，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屿，面积仅有56平方公里，生存条件恶劣，不宜久处，此时丞相陈宜中主张前往占城，今位于越南境内。这个主张遭到张世杰，陆秀夫的反对，陈宜中便以先行考察为名，独自前往占城，一去不返。
碙州岛南宋古井
张世杰也知道驻扎碙州非长久之计，遂打算占据雷州半岛。可是三次出兵强攻，均以失败告终。无奈之下，于祥兴元年六月，张世杰带着赵昺徙居崖门。
崖门，东为崖山，西为汤瓶山，两山夹持一海，地势险峻，易守难攻，进能够出海御敌、逃逸，退能够据守内陆，堪称粤西海域之咽喉要冲。宋廷于此设立根据地抵御敌军，实乃明智之抉择。然而，张世杰在防御体系方面犯下一个过错。他未曾派遣兵力扼守可进退自如的出海口，等同于门户大开。
有谋士曾言道：北兵以舟师塞海口，则我不能进退，盍先据海口。幸而胜，国之福也；不胜，犹可西走。
经过三年以来如丧家之犬般的逃亡，张世杰或许已经心灰意冷，与其终日流亡，不如为南宋寻求一个轰轰烈烈的结局。在面对谋士的建议时，张世杰言道：频年航海，何时已乎？今须与决胜负”。意即，生死在此一战，已无须再守门户。
祥兴元年十二月，文天祥在五坡岭被俘，陆地的抗元军事力量灭亡殆尽，数十万元军向崖门方向集结。
不久，崖门天降异象，据宋史记载：己巳，有大星东南流，坠海中，小星千余随之，声如雷，数刻乃已。
此不祥之兆让飘摇中的南宋流亡小朝廷惴惴不安。
流星雨
元军指挥崖门灭宋之战的将领是张弘范。说来很戏剧，张弘范和张世杰关系极具渊源。
张世杰乃河北范阳人士，曾为跟随悍将张柔戍守杞州（今河南杞县）的一名小校，因触犯军法，叛金归宋，其后获吕文德赏识。在南宋的末日余晖之中，一步步凭借军功步入政治中枢，后来在历史上被称为宋末三杰之一，与文天祥比肩，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而张弘范恰是张世杰旧主张柔之子。
公元1275年，著名的宋元焦山水战中，张世杰亦曾败于张弘范之手。
这一次两人宿命般的在崖山再次相遇了。
三1279年正月，张弘范率军到达崖山，正如如先前预料的那样，元军首先占据崖山和汤瓶山，扼据出海口。。
面对此种阵势，张世杰也做好了背水一战的准备，他焚毁了“行朝草市”，即临时居住的房屋瓦舍，将所有人员全部转移至船上，然后用大铁锁把千艘战船绑在一起，将帝赵昺的御舟围在中心，并在四周修建水寨、楼棚，宛如城堞，依如三国时期赤壁之战中曹操的战法。
元军先以小船载茅草和膏脂等易燃物品，乘风纵火冲向宋船。但张世杰早有准备，事先已将船只皆涂泥，并在每条船上横放一根长木，以抵御元军的火攻。
火攻不成，元军以水师封锁海湾，又以陆军断绝宋军汲水及砍柴的道路。宋军吃干粮十余日，因缺乏淡水，士兵只能饮海水解渴，结果大批军士上吐下泻，士气大衰。
崖山海战示意图
元军派来了张世杰的外甥韩某前来劝降，张世杰拒绝道：吾知降，生且富贵，但为主死不移耳。
我知道只要投降，荣华富贵即在眼前，但我今生只为宋臣，此心至死不移。
二月六日清晨，元军兵分四队发起总攻，是夜又大雾，风雨交加，咫尺不能相辨，两军肉搏，晨战及昏，,血流成河，宋军兵力消耗殆尽,溃不成军。
张世杰见大势已去,计划抽调精兵入中军,将小皇帝赵昺接到后，进行突围。张世杰率船杀到赵昺的所在的船时，但见庞大的御船被分不清敌我的船只阻隔在中间，无法靠近，便派小舟前去接应。
当时天色已晚，海面上风雨大作，对面不辨人影，陆秀夫惟恐小船为元军假冒，断然拒绝来人将赵昺接走。
陆秀夫自知难以逃脱，拔出宝剑逼妻子跳海，然后对帝昺说：“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太皇后辱已甚，陛下不可以再辱。”而后，背着八岁的皇帝赵昺纵身跳入大海。
宋朝百官、宗室、后宫、宫女、士兵、太监纷纷投水自尽。第二天，十万余具浮尸遮蔽近海海面，一望无际。
陆秀夫塑像
三百余年前，太祖赵匡胤兵不血刃，建立大宋，开创不流血而建立王朝的先例，为后世所称赞，而大宋灭亡时，却又未有王朝更迭能如斯惨痛。
文天祥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含着血泪记载道:崖山之败，亲所目击，痛苦酷罚，无以胜堪，而自己只能“做北舟中，向南恸哭”
乱军之中，张世杰杀开一条血路，抢走十六艘战舰，护卫杨太后（杨淑妃）突出重围。杨太后听说帝昺已死，悲痛欲绝：“我忍死艰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尔，今无望矣。”言毕，纵身入海。
张世杰将其葬于海边，旋即欲上船离去，此时忽有飓风狂作，身旁的将士劝张世杰登岸，张世杰道：“不必了。”继而仰天慨叹：“我为赵氏，所能为之事皆已做尽，一君亡，复立一君，现今又亡。我之所以未死，乃是期望敌兵退后，再另立赵氏以保社稷。现已至这般境地，岂非人不胜天之意啊！”
不久张世杰在大风雨中溺卒于平章山下。
张世杰刻像
自领兵勤王以来，张世杰败多胜少，崖山海战中更是犯下无法挽回的军事失策，历来为史学家诟病，国祚鼎移，天命有常，宋朝之存与亡，又何关乎张世杰！
后记：大宋，一个与士大夫共天下的王朝，无秦之严刑峻法，无汉之外戚祸乱，亦无唐明之宦官专权。直至灭亡前夕，社会依然安定，人民依然富庶，总而言之，赵家执政并无失德，最终惨烈而亡，岂不痛哉！这也是后来文天祥甘心为之死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