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军事学者张召忠曾精准断言：“战争从不是毫无征兆的突袭，它更像一场酝酿已久的风暴，在来临前总会释放出无数信号。”

这些信号遍布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的各个角落，只要细心观察，就能从细节中捕捉到冲突临近的痕迹。

舆论场的 “妖魔化” 铺垫，是战争降临前最先启动的程序。

张召忠在分析古今战争案例时发现，几乎所有军事行动发起前，都会经历一个 “敌人塑造” 的舆论阶段。

通过将对方定性为 “非正义”“威胁性” 的存在，为自身的军事行动寻找道德借口，凝聚国内共识，瓦解对方民心。

这种舆论操作在历史上反复上演：1938 年，纳粹德国媒体大肆渲染捷克 “迫害苏台德地区德意志人” 的虚假叙事，将其描绘为 “破坏欧洲和平的罪犯”，为随后的吞并行动制造舆论基础；2003 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美国政府联合主流媒体，密集传播 “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的虚假信息，通过制作虚假视频、伪造情报文件等方式，成功误导国际社会，使军事打击获得国内民众支持。

现代战争的舆论铺垫更具隐蔽性和扩散性。

社交媒体成为舆论战的主战场，各类精心剪辑的视频、真假难辨的 “证词” 在网络上病毒式传播，快速煽动对立情绪。

2020 年纳卡冲突爆发前，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双方在 TikTok、Facebook 等平台投放大量宣传内容，亚美尼亚将阿塞拜疆描述为 “侵略成性的入侵者”，阿塞拜疆则控诉亚美尼亚 “长期占领本国领土”，双方通过制造 “受害者形象”，激发国民的参战热情。

除了塑造敌人，历史仇恨的挖掘也是战前舆论的重要手段。

冲突双方会突然密集宣传历史上的领土争端、战争创伤，将当前矛盾与历史恩怨绑定，营造 “复仇”“雪耻” 的舆论氛围。

这种舆论引导的本质，是将复杂的地缘政治矛盾简化为 “正义与邪恶” 的对抗，让战争从 “政策选择” 转变为 “道德使命”，为后续的军事行动铺平道路。

外交渠道的逐步关闭，是战争临近的核心政治信号。

当和平谈判的空间被压缩，外交沟通沦为相互指责，往往意味着局势已走向不可调和的边缘。

张召忠将这种外交恶化过程总结为 “四步退坡”：首先是高层互访中断，双边关系降温；其次是相互召回大使或外交人员，关闭部分领事馆，切断直接沟通渠道；接着是暂停所有双边合作协议，包括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的合作项目；最后是驱逐对方外交人员，关闭边境口岸，彻底断绝外交联系。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前，埃及政府宣布要求联合国维和部队撤离西奈半岛，关闭苏伊士运河，与以色列彻底断绝外交关系，这些动作成为战争爆发的明确预警；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前夕，俄罗斯突然召回驻欧盟、美国等国的外交使节进行紧急磋商，同时驱逐多名西方外交官。

更值得警惕的是 “最后通牒” 式的外交表态。

当一国向另一国提出无法接受的苛刻条件，并设定明确期限，且威胁 “逾期将采取必要措施” 时，往往意味着军事行动已进入倒计时。

1990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萨达姆政权向科威特提出偿还 “战争债务”“修改边境线” 等无理要求，在遭到拒绝后，随即发起军事进攻。

外交语言的措辞变化也暗藏玄机。

当国家间的外交声明从 “表示关切”“提出抗议” 升级为 “严重警告”“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甚至出现 “邪恶政权”“流氓国家” 等极端表述时，说明双方的矛盾已到临界点。

这种语言上的升级，既是对国内民众的动员，也是对国际社会的最后通牒，预示着外交手段已失效，军事手段成为唯一选择…

金融市场的敏感反应，是战争来临的 “经济晴雨表”。

资本的嗅觉远比人类敏锐，当战争风险上升时，金融市场会第一时间给出反应，各类资产价格的异常波动，往往比政治信号更先揭示危险。

战前金融市场的异常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本国货币汇率大幅波动，避险情绪导致本币贬值；二是黄金、白银等避险资产价格飙升，投资者寻求安全港湾；三是外资加速撤离，股市、债市出现恐慌性抛售；四是政府突然加强外汇管制，限制资本外流，冻结敌对国家资产。

1990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两周，科威特第纳尔对美元汇率离奇贬值 15%，股市暴跌 20%，大量外资从科威特撤离；2022 年 1 月，俄乌冲突爆发前一个月，乌克兰国债收益率飙升至 25% 的历史最高点，国际资本大规模抛售乌克兰资产，黄金价格突破每盎司 1900 美元，创下近八年新高；国际油价也同步上涨，突破每桶 90 美元，反映出市场对能源供应中断的担忧。

除了金融市场的显性信号，战略物资的管控与囤积是更隐秘的经济预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