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工程院的学部中，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以下简称“化工冶金材料学部”）堪称“工业基石的智慧中枢”。该学部共有院士126人（含61位资深院士），他们深耕的领域覆盖从传统冶金到前沿新材料、从化工工艺优化到绿色制造的全链条，直接支撑着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等万亿级产业的技术升级，更在航空航天、新能源、半导体等战略领域扮演“破局者”角色。
若将中国工业体系比作一幢大厦，化工冶金材料学部院士们的工作，正是为这幢大厦打磨“钢筋”、调配“混凝土”、研发“特种玻璃”——他们不仅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更推动“好不好”“强不强”的跨越。
二、从“技术攻坚”到“范式革新”的奋斗群像（一）在任院士：前沿阵地的“破局者”在65位在任院士中，既有深耕传统领域的“守正者”，也有开拓新兴赛道的“创新派”。
以“钢铁材料国家队”领军人干勇院士为例，这位从重庆大学走出的材料学家，30余年专注钢铁冶金技术攻关。1990年代，他牵头研发的“纯净钢生产技术”打破国外垄断，使我国汽车用钢、电工钢等关键材料自给率大幅提升；如今高龄的他，仍在推动“氢基炼钢”等低碳冶金技术，为钢铁行业“双碳”目标铺路。
如果说干勇院士代表了传统材料的“升级之路”，钱旭红院士则是绿色化学的“范式革新者”。这位华东理工大学教授用20年时间攻克“绿色农药”难题：传统农药生产中，每公斤产品伴随上千公斤废水，而他研发的“手性催化合成技术”将原子利用率大幅提升，废水排放大幅减少。其成果支撑的“高效低毒农药”不仅让中国农药出口量跃居全球第一，更让“化工=污染”的刻板印象成为历史。
再看材料领域的华南理工大学杨中民团队专攻“光功能材料”，其研发的“稀土掺杂光纤”打破国外对高功率激光器核心材料的封锁，使我国高端激光装备成本大幅下降，直接推动了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领域的激光加工技术普及。
61位资深院士中，许多名字与“中国工业史的关键节点”紧密相连。
“中国盐湖提锂第一人”高从堦院士，1957年从山东海洋学院（现中国海洋大学）毕业后，扎根青海盐湖50余年。他发明的“溶剂萃取法”使我国盐湖提锂成本降至国际水平的1/3，支撑了青海年产数十万吨碳酸锂的产业规模，为新能源汽车“中国芯”提供了关键原材料。
被称为“化工界袁隆平”的金涌院士，从上世纪80年代起推动“化工过程强化”理论，其提出的“流态化反应技术”将化肥生产能耗大幅降低，至今仍支撑着我国的化肥产能。高龄的他，近年仍在倡导“零碳化工”理念，用毕生所学回应“双碳”挑战。
还有“特种陶瓷之父”李龙土院士，1964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带领团队攻克“多层陶瓷电容器（MLCC）”核心材料，使我国从依赖进口到自主供应，支撑了消费电子、5G通信等产业的崛起；“冶金流程优化大师”殷瑞钰院士，用“冶金流程工程学”理论重构钢铁生产体系，使我国吨钢综合能耗大幅降低。
观察这些院士的成长轨迹，“家国情怀”是共同底色。他们中80%出身普通家庭，从湖南农村的邱冠周（矿物加工专家）到湖北小镇的姜涛（复杂矿利用专家），求学时经历过物质匮乏，却始终将“解决国家需求”作为科研使命。
更值得关注的是“传承链”的形成。例如，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院士培养的学生中，已有毛新平（钢铁材料）、刘正东（特殊钢）等5人当选院士；“稀土女王”黄小卫带领的团队中，青年科学家已在稀土催化、稀土发光材料领域取得国际领先成果，他们延续着“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传统。
126位院士，126个科技报国的故事，串联起的是中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跨越的关键脉络。他们不仅用科研成果填补了数百项技术空白，更用“敢为人先、甘坐冷板凳”的精神，为青年一代种下了“技术自立”的种子。当我们使用智能手机、驾驶新能源汽车、仰望航天飞船时，或许不会想起这些名字，但正是他们，用材料的力量，托举着中国工业的高度。
正如化工冶金材料学部的一位院士所言：“材料是工业的‘基因’，我们的使命，就是为国家编写更强大的‘基因序列’。”这126位“大国材匠”，仍在继续书写属于中国的材料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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