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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最恨的人不是蒋介石,而是盛世才!晚年仍痛骂盛世才实在是该死…

张学良连蒋介石都释怀,为何晚年仍痛骂盛世才:实在是该死…纵观张学良的一生,树敌不算少,政坛上的分歧、军界中的博弈,让他与

张学良连蒋介石都释怀,为何晚年仍痛骂盛世才:实在是该死…

纵观张学良的一生,树敌不算少,政坛上的分歧、军界中的博弈,让他与不少人结下过矛盾,但若论晚年回望时的心境,他大多已然释怀,即便面对曾经的对手,也能做到心平气和、坦然谈及。

唯独谈及盛世才,这位被称为“新疆王”的军阀,张学良始终无法平复内心的怒火,甚至曾在镜头前怒不可遏地直言:盛世才这个人,实在是该死的一个人,要是落在我手里,我一定要把他毙了。

这份强烈的恨意,在张学良晚年平和的心境中显得格外突兀,也引发了后人诸多疑问。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张学良是执掌东北的“东北王”,盛世才是盘踞新疆的“新疆王”,一东一西,相隔千里,两人似乎并无太多交集,即便有零星关联,也不至于让张学良如此痛恨,这份跨越千里的刻骨仇怨,究竟源于何处?

其实,盛世才与张学良之间的羁绊,早已埋下伏笔,两人的渊源,不仅牵扯到东北军的旧部情谊,更与一段被鲜血浸染的过往紧密相连,而这一切,都要从盛世才的早年经历说起。

盛世才与张学良一样,都是东北人,他出生于辽宁开原,与张学良的故乡海城相距不远,算是实打实的同乡。

早年的盛世才,也曾有过求学救国的理想,他先后在上海、日本攻读经济学,试图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经济理念,为积贫积弱的国家寻找出路,这一时期的他,骨子里仍有青年学子的爱国热忱。

五四运动爆发后,远在日本的盛世才深受触动,当即回国,投身于进步学生的爱国运动之中,积极奔走呐喊,呼吁民族觉醒、反抗列强侵略,彼时的他,表现得极为积极,俨然一副热血青年的模样。

但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终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积贫积弱、被列强欺凌的处境,军阀混战依旧频发,百姓依旧流离失所,这让盛世才逐渐意识到,仅凭笔墨纸笔,无法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思想转变之后,盛世才毅然决定投笔从戎,放弃了所学的经济学专业,投身军旅,希望能凭借武力改变国家的命运,也为自己谋求一条更广阔的出路。

他辗转考入了李根源主办的云南陆军讲武堂韶关分校,系统学习军事知识和作战技巧,凭借着过人的野心和刻苦的态度,他在军校中表现突出,逐渐掌握了扎实的军事能力。

毕业后,在恩师李根源的推荐下,盛世才回到了东北,进入了奉军第八旅郭松龄部任职,而这,便是他与东北军、与张学良产生关联的开端。

彼时的郭松龄,是奉军内部的核心要员,更是张学良最信任的人,两人不仅是上下级关系,更有着深厚的师徒情谊,张学良曾多次表示,郭松龄是自己军事道路上的引路人,对自己的影响极为深远。

郭松龄在奉军内部手握重权,话语权极强,但他对张作霖的军阀作风、对奉军内部的守旧派系极为不满,一直想要培养自己的势力,推行军事改革,改变奉军的现状,甚至希望能借助自己的力量,实现国家的统一。

而盛世才,作为留过学的新派人物,思想活跃,又有着扎实的军事功底,再加上与郭松龄是辽宁同乡,很快就进入了郭松龄的视野,成为了他重点拉拢和培养的对象。

对于野心勃勃的盛世才而言,郭松龄的赏识,无疑是自己往上爬的绝佳机会,他深知,想要在奉军内部站稳脚跟、快速崛起,必须牢牢依附郭松龄这棵“大树”。

为了攀附郭松龄,盛世才不惜做出抛妻弃子的卑劣举动,毅然抛弃了自己的原配妻子,转身迎娶了郭松龄的义女邱毓芳,与郭松龄结成了名义上的“父子关系”。

此举虽遭人诟病,却让盛世才彻底获得了郭松龄的信任和器重,郭松龄将其视为心腹,对他悉心栽培,不仅委以重任,更计划将他打造成自己未来势力的核心骨干。

1923年,为了进一步提升盛世才的能力,拓宽他的视野,郭松龄出资,送盛世才前往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希望他能在日本学到更先进的军事指挥艺术,回国后辅佐自己推行改革、壮大势力。

彼时的盛世才,满心欢喜,以为自己终于搭上了崛起的“快车”,只要顺利完成学业,回国后便能借助郭松龄的势力,一飞冲天,实现自己的野心。

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盛世才在日本求学期间,国内的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郭松龄因与张作霖的矛盾彻底激化,发动了反奉战争,试图推翻张作霖的统治,掌控奉军大权。

这场反奉战争,初期虽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最终因势单力薄、缺乏外援,以失败告终,郭松龄兵败后,被张作霖逮捕,不久便惨遭处决,曾经风光无限的奉军大佬,最终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远在日本的盛世才得知这个消息后,犹如遭遇晴天霹雳,瞬间陷入了绝望,他知道,自己失去了最坚实的靠山,曾经的所有憧憬和计划,都化为了泡影。

失去郭松龄的资助后,盛世才在日本的学业难以维系,好在他平日里善于钻营,此前结交了不少军政界人士,最终靠着孙传芳、冯玉祥等人的资助,才勉强完成了日本陆军大学的学业。

学业结束后,盛世才深知,东北早已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郭松龄倒台后,他作为郭松龄的心腹,必然会被张作霖派系排挤打压,甚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因此,他放弃了返回东北的想法,转而投奔了国民党军。

1927年,盛世才正式加入国民党军序列,而彼时的国民党军,正处于蒋介石排除异己、巩固权力的关键时期,蒋介石大肆清洗非嫡系势力,重用自己的亲信,形成了“任人唯亲”的局面。

作为一个从奉军跳槽而来的“外来户”,盛世才既没有深厚的背景,也没有强大的靠山,自然得不到蒋介石的重视,更无法融入国民党军的核心圈层。

在国民党军内部,盛世才郁郁不得志,干了整整两年,才只做到了参谋本部上校科长的职位,每天处理的都是琐碎的事务,根本无法施展自己的军事才能,这让他内心极为不满,也让他的野心再次躁动起来。

晚年的盛世才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私下抱怨蒋介石“度量狭小”“用人分南北界限”,认为蒋介石的偏心,让自己无法获得重用,也正是这段不得志的经历,让他萌生了另谋生路、独自闯荡的想法。

就在盛世才迷茫彷徨之际,机会悄然降临,当时的云南军阀龙云,正在物色云南讲武堂教育长的人选,得知盛世才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有着扎实的军事功底和教学能力,便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与此同时,盘踞新疆的军阀金树仁,也在大肆招揽人才,试图壮大自己的势力,巩固自己在新疆的统治,得知盛世才的境遇后,也主动联系他,希望他能前往新疆,辅佐自己。

面对两份邀请,盛世才陷入了深思,他反复权衡利弊,最终认为,新疆地处偏远,远离中原纷争,且人才匮乏,自己前往新疆后,更容易脱颖而出,凭借自己的军事才能,大概率能快速掌握权力,实现自己的野心,而云南有龙云坐镇,派系林立,自己即便前往,也很难超越龙云,难以独掌大权。

打定主意后,盛世才拒绝了龙云的邀请,决定前往新疆,投奔金树仁,可就在他准备动身时,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他没有足够的路费。

彼时的盛世才,家境普通,再加上此前在南京任职时薪资微薄,根本没有积蓄,前往新疆路途遥远,所需路费不菲,这让他陷入了困境。

走投无路之下,盛世才想到了张学良,他知道,张学良与郭松龄有着深厚的师徒情谊,自己作为郭松龄的义女婿,或许能得到张学良的帮助,退一步说,即便看在东北同乡的份上,张学良也可能出手相助。

于是,盛世才专程前往拜访张学良,言辞恳切地诉说了自己的困境,恳请张学良能资助自己路费,让自己能顺利前往新疆。

张学良得知此事后,念及郭松龄的旧情,也同情盛世才的境遇,并没有过多犹豫,一次性给了盛世才5万大洋,这笔钱在当时,算得上是一笔巨款,足够盛世才顺利抵达新疆,甚至还能余下不少钱财,作为自己在新疆立足的资本。

彼时的张学良,或许从未想过,自己这一次的善意相助,不仅没有换来感恩,反而给自己、给东北军旧部,带来了一场灭顶之灾,更让自己与盛世才之间,结下了无法化解的刻骨仇怨。

得到张学良的资助后,盛世才顺利踏上了前往新疆的路途,经过漫长的颠簸,终于抵达了迪化(今乌鲁木齐),开启了自己在新疆的崛起之路。

正如盛世才所预料的那样,新疆地处偏远,教育落后,人才极度匮乏,尤其是军事人才,更是寥寥无几,而他作为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正规军校生,在当时的新疆,算得上是顶尖的军事人才,很快就得到了金树仁的重视。

金树仁深知,自己想要巩固在新疆的统治,必须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军事将领,打造一支战斗力强劲的军队,而盛世才,正是自己需要的人才,因此,金树仁当即任命盛世才为“新疆陆军初级军官学校”战术总教官,负责培养新疆军队的基层军官。

盛世才深知,这个职位是自己在新疆崛起的关键,他格外珍惜这个机会,凭借着扎实的军事知识和独特的教学方法,在军校中获得了学生的认可和拥戴。

与此同时,他暗中发力,利用职务之便,积极拉拢那些出身贫寒、野心勃勃的学生,刻意培养自己的嫡系势力,卢毓林、王玉书等人,便是在这一时期被盛世才看中,成为了他的心腹,这批人后来成为了盛世才在新疆发家致富、掌控权力的核心骨干。

当时的新疆,局势极为复杂,各方势力盘踞,互相争斗、战乱频发,不仅有地方军阀的割据混战,还有少数民族部落的武装冲突,更有国外势力的暗中渗透,整个新疆陷入了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样的混乱局势是灾难,但对于野心勃勃的盛世才来说,这却是绝佳的机会,他深知,乱世出英雄,只有在混乱中崛起,才能独掌大权,成为新疆真正的掌控者。

凭借着过人的军事指挥才能,盛世才多次率军参与平叛作战,逐渐在军队中积累了威望,也慢慢掌握了新疆军队的部分兵权,从一个小小的战术总教官,逐渐成长为新疆军界的重要人物。

1931年,回族军阀马仲英率军进犯新疆,对金树仁的统治构成了巨大的威胁,金树仁惊慌失措,当即任命盛世才为前线主要指挥官,率军抵御马仲英的进攻。

盛世才凭借着灵活的战术和过硬的军事素养,率领新疆军队,接连击败马仲英的部队,同时还平定了和加尼牙孜领导的少数民族武装叛乱,一举扭转了新疆的战局,也凭借着这场胜利,赢得了新疆军民的广泛认可,威望达到了新的高度。

经此一役,盛世才彻底掌握了新疆军队的主力兵权,成为了新疆军界的实权人物,即便金树仁身为新疆最高统治者,也渐渐无法约束盛世才,两人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显现出来。

1933年,新疆爆发了著名的“四·一二”事变,一批不满金树仁统治的民军和归化军(由白俄移民组成的军队)发动政变,突袭迪化,金树仁的统治瞬间崩塌,被迫仓皇下台,逃离迪化。

“四·一二”事变爆发后,新疆陷入了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各方势力互相角逐,都想争夺新疆的统治权,而盛世才,凭借着手中的兵权和极高的威望,成为了最有竞争力的人选。

他借着“平叛”的名义,率领重兵回师迪化,迅速控制了迪化的局势,随后,在各方势力的妥协和推举下,盛世才成为了新疆临时边防督办,正式执掌新疆的军政大权,开启了自己“新疆王”的统治时代。

执掌新疆大权后,盛世才暴露了自己残忍嗜血、野心勃勃的本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消除一切潜在的威胁,他开始了一系列疯狂而血腥的清洗行动,而这场清洗,首先对准的,便是曾经帮助过他的东北义勇军。

或许很多人都不知道,当时新疆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并非盛世才一手培养的嫡系,也并非金树仁留下的旧部,而是从东北退往新疆的原东北义勇军,这支部队,大多是张学良的旧部,也是一群坚守抗日初心的爱国志士。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关东军大举入侵东北,张学良率领部分东北军入关,而另有一部分东北军将领,以及广大的东北爱国志士,不愿放弃家园,不愿向日军屈服,纷纷自发组织起来,成立了东北义勇军,在东北各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

这些东北义勇军,凭借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在装备落后、补给匮乏的情况下,与日军周旋多年,多次重创日军,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着民族的尊严,成为了东北抗日的重要力量。

但日军的实力过于强大,再加上东北义勇军缺乏统一的指挥和充足的补给,长期的作战让部队损失惨重,难以继续在东北立足,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日后反攻的机会,一部分东北义勇军被迫退往苏联境内。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退往苏联的东北义勇军及家属,共有3万多人,他们被苏联安置在托木斯克一带,一边休整,一边等待机会,准备随时返回东北,继续抗击日军。

可苏联方面,担心收留东北义勇军会激化与日本的矛盾,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因此,不愿长期收留这些东北义勇军,便与中方协商,让这些东北义勇军绕过西伯利亚,从新疆的中苏边界返回中国。

这样一来,即便日军发现东北义勇军的踪迹,苏联也能以此为由推脱责任,避免与日本直接发生冲突,这便是东北义勇军前往新疆的由来。

1933年4月,东北义勇军开始分批从伯力出发,乘坐火车,途经西伯利亚、赤塔、伊尔库次克等地,抵达阿亚克斯后,再换乘汽车,历经千辛万苦,一路颠簸,终于抵达了新疆塔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最初,东北义勇军只是得到了金树仁的同意,计划在新疆短暂停留、补充给养后,便继续东进,返回关内,参与全国的抗日斗争,他们从未想过要涉足新疆的内部纷争,更没有想过要与盛世才产生交集。

可命运弄人,他们抵达新疆时,恰好遇上了新疆的“四·一二”事变,金树仁倒台,新疆陷入混乱,陈中、李笑天、陶明樾等民军和归化军首领,虽然发动了政变,却因力量薄弱,无法彻底控制迪化的局势,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一直在暗中观察局势的盛世才,敏锐地察觉到了东北义勇军的价值,他知道,东北义勇军战斗力强劲,且人数众多,若是能拉拢这支部队,便能轻松掌控新疆的局势,彻底击败其他竞争对手,坐稳自己的位置。

于是,盛世才便利用东北人的同乡情谊,主动联络东北义勇军的将领,尤其是原黑龙江省抗日救国军15旅旅长郑润成,对其百般拉拢,言辞恳切地诉说自己的“抱负”,承诺只要郑润成帮助自己稳定新疆局势,日后便会全力支持东北义勇军返回东北抗日。

郑润成本身就是一个爱国将领,他深知新疆局势混乱,若是不能尽快稳定下来,不仅会让新疆百姓陷入更深的苦难,也会影响到全国的抗日大局,再加上盛世才也是东北同乡,且言辞恳切,便动了恻隐之心,决定帮助盛世才。

两人很快就结为异姓兄弟,义结金兰,郑润成率领东北义勇军,全力协助盛世才,平定新疆的各方叛乱,击败了陈中、李笑天、陶明樾等人的势力,彻底稳定了迪化的局势。

可以说,盛世才能顺利登上新疆临时边防督办的位置,能快速掌控新疆的军政大权,背后离不开东北义勇军的鼎力相助,若是没有东北义勇军的支持,盛世才或许早已在各方势力的角逐中败下阵来,根本无法成为“新疆王”。

当时的东北义勇军,大多是张学良的旧部,他们之所以愿意帮助盛世才,除了同乡情谊和爱国之心外,也或多或少念及张学良与郭松龄的旧情,毕竟盛世才曾是郭松龄的义女婿,也曾得到过张学良的资助,他们以为,盛世才会念及这份情谊,善待他们,会兑现自己的承诺,支持他们返回东北抗日。

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盛世才是一个野心勃勃、忘恩负义的小人,一旦掌控了权力,便会露出自己的真面目,对于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他不仅没有感恩,反而将其视为潜在的威胁,想要彻底铲除,以绝后患。

1933年6月,刚刚稳定局势的盛世才,便开始了自己的清洗行动,当时,回族军阀马仲英再度谋划进攻迪化,对盛世才的统治构成了威胁,盛世才借此机会,以“通敌谋反”的罪名,将陈中、李笑天、陶明樾三位民军首领逮捕,随后毫不犹豫地将其处决,彻底清除了民军的势力。

解决了民军势力后,盛世才将目光对准了东北义勇军,他深知,东北义勇军战斗力强劲,且人数众多,若是不能彻底掌控这支部队,日后必然会成为自己统治新疆的最大威胁,因此,他决定逐步瓦解、铲除东北义勇军。

不久后,马仲英率领部队攻到达坂城,直逼迪化,盛世才亲自率军出击,想要凭借这场胜利,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威望,同时也想借此机会,试探东北义勇军的忠心,获取东北义勇军的拥护。

可事与愿违,盛世才率领的部队,在达坂城一战中惨遭失败,损失惨重,盛世才狼狈逃回迪化,这场失败,不仅让他的威望受损,更让他担心东北义勇军会因此不服自己,甚至会趁机反叛,夺取自己的权力。

回到迪化后,盛世才更加坚定了铲除东北义勇军的决心,他采取了“拉一批、打一批”的卑劣手段,暗中联络东北义勇军中的部分将领,如赵剑峰、孙庆麟、徐有兴、哈玉良等人,以高官厚禄为诱饵,拉拢他们背叛东北义勇军,投靠自己。

在利益的诱惑下,赵剑峰等人很快就动摇了,纷纷表示愿意追随盛世才,成为他的棋子,得到这些人的支持后,盛世才立即动手,对东北义勇军的核心将领展开了抓捕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