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陶铸开始受到冲击。这年8月，“中央文革”在天安门组织有百万人参加的“批斗刘邓陶大会”，大会召开的同时，还在中南海设了3个批斗会场，分别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

陶铸

在陶铸的批斗会上，一个造反派对他吼道：“陶铸，你是叛徒，你要老实！”

陶铸反驳道：“我不是叛徒！”

对方又说：“你是国民党特务！”

陶铸听后大怒：“我不是国民党特务，你才是国民党特务！”

这个造反派走上前，对着陶铸的脸就是几拳，陶铸的脸被打肿了，眼角也被打青了。陶铸发怒了，他用力向这个人的脸上吐了一口血水，挣扎着要扑向这个人，但他的双手却被其他造反派死死地抓住，动弹不得。陶铸边挣扎边高声叫道：“要不是信共产主义，老子和你拼了！”

陶铸

造反派们对着陶铸拳打脚踢，不一会，陶铸的额头上鼓起了几个鸡蛋大的肿包，但他始终不肯屈服，一直拼命想挣开双手，进行反抗。这天陶铸被打了3个小时，他也一直反抗了3个小时。

在“运动”中，陶铸是唯一一个敢于武力反抗造反派们武斗的中央高级领导人，他用这种激烈的行动，表达他坚决反对“运动”的态度。

1968年国庆节前后，陶铸感到头晕、眼花，想呕吐，当时他自己并不在乎，以为是小病。直到1969年3月中旬，医护人员才查出陶铸胆部患上了癌症，需要立即做手术。

曾志知道陶铸得的是癌症后，怕他有思想负担，没有告诉他，只说是胆管堵塞，需要做手术。但陶铸早已知道自己得的是癌症，只是从来不说破，一直到去世，他都没有追究自己的病情。只有一次，陶铸实在疼痛得厉害，才脱口而出：“没想到癌症疼得这么厉害。”

陶铸和曾志

在手术前，陶铸表现得十分从容，医生让他签字，他二话不说，拿起笔来就签，他的手术是在没有家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陶铸的手术进行了8个多小时，他的胆囊和十二指肠都被切除，胃被切掉了2/3，大网膜被切掉了1/4。

手术后的陶铸身体有所恢复，但到1969年9月下旬，他又感到腹内阵阵疼痛，还发低烧，脉搏微弱，经诊断是癌症扩散，已经无法治疗。曾志后来回忆说：

我至今想起他那痛苦的样子，仍觉得心中酸楚，那是言语难以形容，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加肉体的双重疼痛。他常常痛得在床上东倒西歪，前趴后仰，大汗淋漓，不能进食，每天只能吃点流质，虚弱得连大便的力气都没有……陶铸以惊人的毅力向病魔挑战，任凭痛得死去活来，他咬紧牙关绝不哼一声。

1969年10月15日，汪东兴派人把曾志找去，对她说：“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的合肥，你怎么办你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但是去了以后不准和外界通信，不准与任何人来往；不随他去就去广东插队劳动，但必须与陶铸断绝联系。”

汪东兴

曾志问汪东兴：“什么时候走？”

汪东兴说：“明天。”

曾志说：“明天不行，陶铸病得很重，至多也只能活两三个月，我要为他准备一下。”

汪东兴说：“那就18号！陶铸到那里后，每月给他100元生活费，生活自理。”

曾志回去后，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陶铸，陶铸沉思良久后说：“你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你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你要争取和亮亮在一起，你们能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只有她这一个女儿。”

陶铸一家三口

第二天，中直政治部主任王良恩来找病势已重的陶铸，又一次谈“疏散”的问题，陶铸躺在病床上镇定地说：“好吧，我同意离开北京。”

王良恩说：“审查你的历史，你有变节自首的政治问题。”

陶铸听后从容地说：“我已经是油尽灯枯的人，你们尽可随意给我做结论。但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做出说明。”他又对家人们说：“我的问题性质，谁也定不了，只有历史，历史会公平结论。”

陶铸出发去合肥前，曾志问他：“你还有什么话要交代？”

陶铸说：“我怕是难见亮亮了，你要看到她，要告诉她，爸爸对不起她，让她跟我受委屈了。但是爸爸在政治历史上是清白的，是对得起她的，希望她要坚强，要紧跟毛主席好好做人，好好生活……”

陶铸油画

10月18日，陶铸简单收拾好东西，准备上路。后来曾志这么回忆陶铸临走时的情形：

我炖了一碗鸡汤，烤了一片面包为他送行。由于他肠道已经梗阻，所以吃了足足一个小时。他说若不是为了你，我是什么也吃不下的。

上路的时间到了，护士替他打了一针杜冷丁，顿时觉得精神好了许多。他将毛衣、棉衣、大衣都穿在身上，但仍然感到冷。我曾要求送他去机场，没有获准，只好在家门口送行。

陶铸拄着手杖，镇定自若，庄严凝重地一步一步地走出家门，踏上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路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