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元年正月的紫禁城，新雪初霁。养心殿东暖阁里，二十四岁的弘历刚完成登基后的首次元旦朝贺。他的目光掠过殿外绵延的宫阙，落在手中那卷即将颁布的谕旨上。文字间反复出现“宽严相济”四字——这是新皇帝向天下宣示的政治纲领。满朝文武中，那些历经雍正十三载严酷政治的旧臣们，暗中松了口气。他们不曾想到，这道看似温和的谕旨，竟会成为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政治清洗的序曲。

雍正皇帝留给儿子的，是一个高度集权却暗流涌动的官僚体系。张廷玉、鄂尔泰、田文镜、李卫……这些名字背后，是一个个在雍正朝烈火中淬炼出的权臣。他们熟悉帝国最机密的运转规则，掌握着从西北军务到江南漕运的命脉。乾隆登基时，军机处三位大臣中，两位是雍正旧臣；六部尚书里，四人历经雍正朝锤炼。新皇帝坐在龙椅上，目光所及皆是先帝的心腹。清洗的第一个信号出现在乾隆三年。那年深秋，河道总督白钟山突然被锁拿进京。罪名是河工款项“核销不实”。朝中老臣都记得，这位治河能臣曾是雍正皇帝朱批中称赞的“实心任事之人”。更耐人寻味的是，查办此案的正是新晋提拔的年轻御史。当白钟山在刑部大狱中写下供状时，养心殿的乾隆正翻阅着雍正年间河工报销的旧档。他注意到父亲曾在折子上批注：“白钟山办事，朕可放心。”年轻的皇帝轻轻合上奏折，朱笔在白钟山名字上划过一道浅痕。真正的转折发生在乾隆六年。那个春天，京畿地区流传着一份手抄的“奏稿”，矛头直指皇帝宠臣孙嘉淦。追查过程中，乾隆惊讶地发现，许多雍正旧臣竟暗中传阅这份“悖逆”文字。九月的乾清门听政，皇帝突然下令彻查“结党营私”。第一个倒台的是刑部尚书汪由敦——张廷玉的门生。审讯记录显示，汪由敦曾多次为同年、同乡的雍正旧臣“关说案情”。当汪由敦在供词中提到“此乃雍正年间旧例”时，乾隆在养心殿摔碎了手中的茶盏。张廷玉的遭遇最具象征意义。这位三朝老臣，雍正临终时特许“配享太庙”的汉臣之首，在乾隆朝度过了漫长的失意晚年。乾隆十三年，皇帝借孝贤皇后丧仪之事，指责张廷玉“礼数疏漏”。这看似琐碎的礼仪之争，实则是权力较量的切口。次年春天，皇帝索性剥夺了张廷玉的配享资格。当七十四岁的张廷玉跪在隆宗门外谢恩时，过往官员看见这位昔日权臣的官帽上，象征荣誉的孔雀花翎已被摘去。更残酷的是乾隆二十年，张廷玉去世后不久，皇帝下令查抄其家，从箱笼中翻出大量雍正朱批奏折抄件——这是先帝特许的殊荣，此刻却成了“私藏机密”的罪证。鄂尔泰家族的覆灭则更显乾隆手腕。这位满族权臣在乾隆十年病逝时，哀荣极盛。然而仅仅四年后，其侄鄂昌因《塞上吟》诗案被赐自尽。乾隆在谕旨中特别强调：“鄂尔泰在日，朕屡降旨训诫，伊犹不能约束子侄。”至此，雍正朝最显赫的满汉大臣家族，皆已凋零。西北军务系统的清洗最为彻底。雍正年间平定青海、经营西域的老将，如查弼纳、武格等人，大多在乾隆初年被以各种理由调离要职。乾隆二十年平定准噶尔时，前线将领已尽是傅恒、兆惠等新一代少壮派。有趣的是，当兆惠奏报俘获达瓦齐的捷报时，乾隆特意在谕旨中追忆“皇考雍正年间未竟之志”，却只字不提那些曾为雍正经营西北的旧臣。地方大员的更替同样系统。田文镜的门生王士俊，在乾隆元年因奏请“恢复旧政”遭革职。李卫提拔的浙江官员，多因“钱粮亏空”被查。到乾隆中叶，各省督抚中已难觅雍正心腹的踪迹。皇帝甚至重新定义了“能吏”标准——雍正赞赏的“雷厉风行”，在乾隆朝奏折批语中常被改为“苛察滋事”。这场持续数十年的政治代谢，始终笼罩在精心营造的合法性之中。乾隆从不直言清洗，而是通过“整顿吏治”“清查亏空”“肃清朋党”等名目逐步推进。每处置一位老臣，必公布其“罪状”；每提拔一位新人，必强调其“才干”。这种渐进式置换，使得雍正留下的权力结构在不动声色中彻底重构。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对雍正政治遗产的矛盾态度。他一方面多次下诏，强调“朕继承皇考遗志”；另一方面却在具体政策上不断修正父亲的严苛作风。当最后一位雍正重要旧臣史贻直在乾隆二十八年病逝时，皇帝赐予了隆重的谥号，却在私下对傅恒说：“雍正朝老臣，至此尽矣。”语气中听不出是感慨还是如释重负。养心殿的黄昏，年过花甲的乾隆皇帝正在翻阅新编的《雍正朱批谕旨》。这套他亲自下令编纂的文献，收录了父亲执政十三年的三千余件批语。编纂官刻意删去了雍正对某些臣子过于亲密的评价，也淡化了那些君臣相得的细节。夕阳透过窗棂，照亮皇帝斑白的鬓发。他合上卷册，目光落在殿外渐暗的天空。那些曾经闪耀雍正朝堂的名字，如今已化为档案里的墨迹，静默地躺在故纸堆中。这场跨越乾隆朝前三十年的权力更替，与其说是儿子对父亲政治遗产的背叛，不如说是新生代君主对前朝权力结构的系统性重建。当最后一位雍正老臣退出历史舞台时，乾隆终于完成了从“雍正之子”到“乾隆皇帝”的彻底蜕变。紫禁城的飞檐上，新雪覆盖了旧雪，如同新时代的政令覆盖了旧时代的轨迹。只是那些被雪掩埋的足迹，曾支撑着一个帝国走过最艰难的转型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