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叛徒蔡孝乾的结局：被老蒋长期监视，死后子女改姓墓碑不敢写名，无亲戚认领.......

1950年3月清晨，台湾嘉义县竹崎乡的田埂上，化名“老郑”的蔡孝乾裹着灰色短褂，为解深山六十天的口腹之欲，偷偷溜下山寻西餐。

走到村口老榕树下，蔡孝乾被翁连旺带领的特务按倒。

冰冷枪口抵着腰侧时，这位曾走过长征的台湾地下党最高负责人，未做丝毫反抗，反倒连声求饶。

连他身边16岁的小姨子马雯娟都比他镇定。

这段真实历史被搬上《沉默的荣耀》时，弹幕里满是“太讽刺了，长征走下来的人竟这样没骨气”“连小姑娘都比他有骨气，他的信仰早被贪念吃没了”的评论，不少网友是翻出史料，痛斥“为了口吃的就卖同志，这种人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当年负责审讯的特务谷正文，在回忆录里毫不掩饰鄙夷，称他是“最无用最无志之人”。

他将吴石、朱枫等1800多名同志的信息和盘托出。

即便后来靠出卖同志换得少将军衔，他仍满心恐惧，逼着儿女改姓、伪造户籍，让家人隐姓埋名60年，至今查不到半点子女信息。

1982年病死后，骨灰也只被草草埋在阳明山公墓角落，墓碑仅刻“蔡公”二字。

而这样一个终其一生被耻辱与恐惧缠绕的人，早年却曾是革命浪潮里的“新星”。他到底是如何信仰崩塌，如何彻底堕落？

01

1908年，蔡孝乾出生于台湾彰化县花坛乡的一个普通农户家庭。

当时的台湾正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岛上的汉人子弟被强制接受日式教育，以抹去民族记忆。

蔡孝乾6岁进入彰化公学校，这是一所专为台湾人子弟设立的小学，课堂上教授的所谓“国语”并非母语，而是日语。

每日清晨，学生们必须向日本天皇的画像鞠躬，背诵日文课文，接受殖民者的文化灌输。即便如此，年轻的蔡孝乾并未完全被同化，他在课余时间常听家中长辈讲述大陆的往事，对祖国的概念虽模糊却充满向往。

1922年，蔡孝乾从公学校毕业，以优异的成绩留校担任代教员一年。

他在教学中接触到更多台湾同胞对殖民统治的不满，逐渐萌生出反抗的意识。

1924年春，16岁的他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这所由共产党人邓中夏创办的学校，成为他人生转折的起点。

上海大学汇聚了当时中国最激进的思想，瞿秋白、施存统、彭述之等共产党人担任系主任，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萧楚女、任弼时等人在此任教。

校园内，学生社团活动如火如荼，反帝反封建的呼声此起彼伏。

蔡孝乾迅速融入其中，参与组建各类学生团体，组织反对帝国主义和日本殖民统治的活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浓厚兴趣，成为台湾左翼学生中的活跃分子。

1927年，共产国际通过布哈林起草的“有关日本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明确将朝鲜和台湾的共产主义运动列为日本共产党的重要使命。

次年4月15日，在中共中央的帮助下，林木顺、谢雪红、翁泽生等7名台籍共产党人在上海法租界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台共，初期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

蔡孝乾积极参与其中，成为台共早期的重要成员之一。他的思想在这一时期进一步激进化，立志为台湾摆脱殖民统治、回归祖国而奋斗。

1932年4月20日，红一军团东征进入漳州城。

4月24日，一位名叫李文堂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苏区执行委员”找到蔡孝乾。

李文堂是海南岛人，海员出身，曾参与1924年省港大罢工，两年前以“巡视员”身份与蔡孝乾有过联系。

这次，他带来一个重要的邀请：“欢迎你到红军中来工作。我们红军和苏维埃政府非常需要文化工作者。苏区物质条件差，生活苦，只要能吃点苦，工作是愉快的。”

随后，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亲自接见蔡孝乾，安排他进入红一军团政治部工作，化名“蔡乾”，并将编印的刊物《红色战士报》交由他主编。

蔡孝乾欣然接受，从此踏上革命道路。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红军占领漳州，带给我的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这不仅是属于实际生活方面的，而且也是属于意识观念方面的。从那天起，我就成为所谓‘红色战士’的一员了。”

在红一军团政治部工作期间，蔡孝乾与萧华、舒同等人建立起工作上的联系。他对“龙潭三杰”之一的胡底印象颇深，回忆道：“胡底可称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文化人，以前在上海从事‘左联’戏剧活动。进入苏区后，红军中的戏剧活动都由他领导。”

这些接触让蔡孝乾感受到革命队伍中浓厚的文化氛围，也进一步坚定了他的信念。

同年6月中旬，蔡孝乾随队抵达长汀，这里是闽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距瑞金仅60华里。

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的任弼时，曾是上海大学的俄文教授，与蔡孝乾有师生之谊。

抵达长汀第三天的清晨，周恩来拿出两本日文书交给蔡孝乾，一本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另一本是日共领导人佐野学的《国家论》，后者是对列宁著作的通俗阐释。

周恩来嘱咐道：“请蔡孝乾先把列宁著作译出。”

蔡孝乾因身边没有日文辞典而感到为难，周恩来告知：“到了瑞金叶坪中央教育部可借，那边正筹建中央图书馆，有大批日文书刚从漳州运来。”

蔡孝乾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前往瑞金途中，蔡孝乾一行遇见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

见他们走得汗流浃背，毛泽民主动让出自己的马，轮流供他们骑乘。

1932年6月23日，中央苏区召开“反帝总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蔡孝乾被选为总同盟主任，张华为组织部部长，张爱萍为宣传部部长，邓颖超等35人为执行委员。

毛泽东的二弟毛泽覃也在“反帝总同盟”工作，蔡孝乾常与他聊至深夜，讨论革命形势与台湾的未来。

在中央苏区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蔡孝乾接触了周恩来、项英、毛泽东、刘伯承等多位党政军领导人。

他以亲身经历记录下土地斗争、查田运动、扩红运动、财经运动、劳动政策、文教工作、肃反工作、合作化运动等历史片段，为后世留下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些经历让他对革命事业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蔡孝乾随队出发。这段征程成为他人生中最艰苦的历练。穿越草地时，党和红军干部大量牺牲，队伍每日都在死亡的阴影中前行。

蔡孝乾凭借顽强的毅力，追随大部队完成壮举，最终到达陕北。他成为唯一一位参加过长征的台共干部，这一经历成为他最大的政治资本。

长征途中，他随叶剑英指挥的中央纵队作战，亲眼目睹了渡湘江战役的惨烈景象。

他在回忆中写道：“伤员一抬一抬的被送到后面去……到这个时候为止，红五师已经有一个师参谋长、两个团长、一个团政委相继阵亡了，另有两个团长和一个团政委受伤了，连、营级干部的伤亡更多……”

这些血与火的洗礼，让蔡孝乾与老一代革命家培养出深厚的革命感情，也为他日后成为台湾地下党最高领导埋下伏笔。

02

1937年抗战爆发后，蔡孝乾随八路军总部奔赴山西抗日前线。

1938年，他担任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敌工部部长，负责管理日俘和对敌宣传工作，在太行山前线与日军及汪伪军队展开心理战。

1939年，因前线形势严峻，党中央出于“保存干部”的政策，将他调回延安休整。

二战结束后，台湾重归中国版图，台共被纳入中共党组织，成为直接受中共领导的省级党组织。

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指定台籍干部蔡孝乾为负责人。

蔡孝乾向组织请调林英杰、洪幼樵和张志忠等人潜返台湾，为即将到来的斗争做准备。

1946年5月，中共台湾省工委在台湾正式成立，蔡孝乾担任书记，陈泽生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洪幼樵任宣传部部长。

陈泽生在抗战前便加入中共，拥有十多年党龄，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党员。

洪幼樵则在福建打过游击，具备武装斗争的实战经验。

张志忠来自台湾嘉义，时在新四军工作，是武装斗争的坚定支持者。

这三人成为蔡孝乾最重要的助手。

同年7月，蔡孝乾回到台湾，开始全面主持地下党工作。

然而，离台18载的蔡孝乾，对战后台湾的政治和社会情况颇为陌生，人事关系几乎全然断裂，初期工作只能侧重于联络老台共党员以发展组织，成效并不显著。

据国民党情报部门后来公开的资料显示，截至1947年“二二八”起义爆发前夕，台湾省工委党员不过70余人，在起义中未能发挥实质性作用。

尽管起步艰难，蔡孝乾并未因此退缩。

1947年“二二八”起义后，台湾社会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情绪高涨，为地下党发展提供了土壤。

蔡孝乾抓住这一时机，加快组织扩张步伐，吸收更多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入党。

截至1949年底，台湾省工委党员人数已增至1300多人，势力逐渐渗透到国民党政府机关内部。

蔡孝乾一面采用合法的统一战线路线，将组织力量渗入各机关，发动工潮和学潮，制造社会动荡以孤立国民党统治。一面计划采取游击战术，利用台湾人民反蒋情绪，在各地建立武装组织，成立“武装工作队”，准备发动起义，推翻国民党政权。

同时，在党的建设方面，蔡孝乾积极发展新党员，壮大队伍，为未来的斗争积蓄力量。

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台湾的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

春季，中共台湾省工委向各级地下党同志下达工作方针：“各级党的组织，必须将每个党员、积极分子动员起来，在一切为了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总口号下，立即转入战时体制，建立必要的战时机构。”

蔡孝乾亲自参与起草《攻台建议书》，向中共中央提出具体建议：“如果我们的攻台计划，需要考虑季节风势的话，则攻台日期应以明年（1950）4月最为适当。”

同年12月，台湾省工委又发出题为“怎样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指示，明确指出：“台湾的解放更接近了，台湾的解放是肯定的，而且为期是不远的。台湾的解放主要依靠人民解放军从外面打进来……台湾组织的任务是很迅速很切实地来准备力量配合解放军作战。”

然而，蔡孝乾的个人生活却在这一时期逐渐偏离革命轨道。

回到台湾后，他发现岛上的经济水平远高于大陆，物质条件优越，生活方式多样。长期的艰苦斗争经历让他对舒适生活产生渴望，逐渐沉迷于享乐。

蔡孝乾开始热衷于联络台湾上层工商人士，频繁出入高档场所，甚至挪用组织经费以满足个人开销。

妻子去世后，他与年仅16岁（亦有说法是14岁）的妻妹马雯娟同居，这一行为在地下党内部引发非议。

更令人震惊的是，1949年，他竟向一些台湾富人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声称只要赞助经费，台湾解放后必予关照。

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地下工作的隐蔽原则，也让他的领导威信受到质疑。

陈泽民、洪幼樵等人虽未公开反对，但团队内部的裂痕已悄然形成。

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并未对地下党的活动毫无察觉。

1949年，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加强了对岛内治安的控制，军警系统开始密切监视可疑分子。

蔡孝乾推动的武装斗争和大规模发展党员的策略，进一步增加了组织暴露的风险。

他忽视了毛泽东在抗战期间提出的地下工作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急于在工人和学生中扩张势力，不经严格审查便吸纳新成员，为敌特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

台湾省工委在表面上声势渐大，但内部隐患已如暗流涌动。

03

1949年底，国民党当局在台湾的统治日趋高压，为加强对岛内局势的掌控，建立了“国防部总政治部”，由蒋经国亲自出任主任，军警系统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展开系统性破坏。

就在这一背景下，台湾省工委的活动逐渐暴露。

1949年7月，有人捡到一份台共刊物《光明报》，转交给了国民党台湾省主席陈诚。

蒋介石得知后大为震怒，下令限期破案。高雄警察局迅速行动，抓捕了4名持有《光明报》的台大学生。

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亲自约谈学生，其中一名学生戴传李承认报纸是从妹妹戴芷芳处所得，而戴芷芳的上线正是基隆中学校长、台共基隆工委书记钟浩东。

《光明报》正是基隆市工委的宣传刊物。谷正文随即逮捕钟浩东，并在搜查中发现印刷器材及宣传资料。

钟浩东被捕后，深知难逃一死，面对审讯时直言：“这次我们失败了，我们难逃一死，但是，我们能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在台湾流第一滴血，我们将光荣的死去！”

尽管他意志坚定，但在夜以继日的讯问下，精神濒临崩溃，恍惚间反问谷正文：“老郑怎么样？”

这一句话如导火索，引发了更大规模的追捕行动。

谷正文虽未从钟浩东口中得知“老郑”真实身份，但意识到此人必是重要人物。

钟浩东及其夫人蒋碧玉，以及部属罗卓才、张奕明等7人最终在台北被枪决。

“老郑”即蔡孝乾。

谷正文将目标锁定在这一神秘人物身上，决心挖出更大的鱼。

1949年10月，台共高雄市工委负责工运的党员李汾被保密局特务抓捕。

为“钓大鱼”，谷正文故意释放李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