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军能打几十万太平军，面对几千英法联军，却认怂了？

1860年8月，北京通州郊外的八里桥一带，尘土飞扬，旌旗猎猎。

三万余名清军将士列阵以待，其中既有号称清廷精锐的蒙古马队，也有八旗军与绿营兵的混合部队，他们肩负着保卫京城门户、抵御外敌入侵的重任。

对面的敌军，是人数不足九千的英法联军，这支经过工业革命洗礼、装备着新式枪炮的部队，正以松散却极具威慑力的阵型，缓缓向清军阵地逼近。

没有人能预料到，这场看似兵力悬殊的对决，最终会以一种近乎惨烈的方式落幕。

战斗打响后，蒙古马队将士们怀着必死的决心，挥舞着马刀、手持长矛，策马扬鞭向英法联军的阵地发起冲锋。

他们的勇气令人动容，每一次冲锋都带着破釜沉舟的决绝，试图凭借骑兵的速度与冲击力撕开敌军的防线。

但时代的鸿沟终究无法用勇气填补，英法联军的线膛步枪与后膛开花炮，在清军骑兵面前构建起一道无形的死亡屏障。

子弹呼啸而过，炮弹在骑兵队伍中轰然炸开，人马俱碎的场景此起彼伏，冲锋的骑兵如同投入火海的干草，瞬间被吞噬。

清军的火炮也在同时开火，却大多是康熙年间遗留的青铜旧炮，射程短、精度差，发射的炮弹往往只能从联军头顶掠过，难以造成有效杀伤。

更令人无奈的是，清军炮兵多为临时征召的战俘，缺乏系统训练，连基本的瞄准校准都难以完成，火炮的威力根本无法发挥。

战役进行到尾声时，清军的阵型早已溃散，将士们伤亡惨重，超过一千两百人倒在了战场上，而英法联军的损失却微乎其微——法军仅死亡3人、受伤18人，英军死亡2人、受伤29人。

这组悬殊的伤亡数据，不仅是一场战役的结果，更是冷兵器时代与热兵器时代的残酷对决，是农业文明在工业文明面前的完败。

八里桥之战的惨败，直接导致北京门户大开，英法联军随后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割地赔款，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

而仅仅两年之后，1862年的南京城外，同样是清军，却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战斗力。

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为保卫首都天京（今南京），集结了二十万大军，与清军展开了长达四十多天的激烈攻防战。

这支曾横扫江南、让清廷束手无策的太平军，最终却在清军的攻势下全线溃败，天京的防御体系濒临崩溃，为两年后太平天国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同样是清军，为何能在面对二十万太平军时所向披靡，却在八千英法联军面前不堪一击？

这个问题的答案，并非简单的兵力或勇气差异，而是涉及到军队体制、战略战术、外部势力、内部腐朽等多重因素的交织，更是晚清社会积弊的集中体现。

要解开这个谜团，首先要从太平军的崛起与衰落说起。

19世纪中叶的中国，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让国家主权不断丧失，大量赔款转嫁到百姓身上；清政府统治腐朽，官僚鱼肉乡里，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底层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洪秀全以“拜上帝会”为旗帜，融合西方宗教思想与中国民间反抗意识，于1851年在广西金田发动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就此爆发。

太平军一开始就展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他们纪律严明，目标明确，以“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号召民众，迅速汇聚起庞大的力量。

起义军一路北上，攻克永安、全州，突破湘江防线，于1853年顺利攻占南京，并将其定为都城，改称天京，与清政府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在进军过程中，太平军势如破竹，清军的八旗军与绿营兵屡战屡败，根本无法抵挡其攻势。

这并非太平军的战斗力远超清军，而是晚清的正规军早已腐朽不堪，失去了作战能力。

自清朝建立以来，八旗军作为统治阶层的核心武装力量，凭借世袭特权享受着优厚待遇，逐渐丧失了往日的血性与斗志。

到了晚清时期，八旗军将士大多沉迷于鸦片、赌博与享乐，平日里疏于训练，甚至连基本的军事技能都已荒废。

有史料记载，清军入关时，八旗军士兵能使用一百二十斤的强弓，箭术精准，能在战场上发挥重要作用；而到了晚清，八旗军士兵连三十斤的弱弓都难以拉开，射箭更是百发不中，完全丧失了冷兵器时代的作战优势。

绿营兵的情况同样糟糕，作为清廷的常备武装，绿营兵人数众多，却缺乏统一指挥与严格训练，士兵多为临时招募的流民，战斗力低下，且普遍存在克扣军饷、虚报兵额的问题。

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八旗军与绿营兵往往一触即溃，甚至出现未战先逃的情况，根本无法承担起镇压起义的重任。

面对太平军的迅猛攻势，清政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之中，不得不打破传统的军事体制，寻求新的破局之道。

此时，一个关键人物应运而生，他就是曾国藩，而他组建的湘军，成为了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核心力量。

1852年，曾国藩因母丧在家服丧，恰逢清廷下令让地方乡绅协助办理团练，抵御太平军。

曾国藩深知八旗军与绿营兵积弊已深，根本无法整顿，于是上书朝廷，请求自主招募、训练军队，得到了病急乱投医的清廷的批准。

曾国藩组建湘军的理念极为独特，他提出“以儒生领山农”的思路，选拔的军官多为自己的学生、亲友与同乡中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坚守封建义理，忠诚度高，且具备一定的组织能力；招募的士兵则主要来自深山寒谷的贫苦农民，要求年轻力壮、朴实憨厚，排斥油头滑面、有市井气或衙门气的人。

这种招募方式，使得湘军内部形成了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士兵只听命于营官，营官只听命于曾国藩，指挥统一，纪律严明，与一盘散沙的八旗军、绿营兵形成了鲜明对比。

然而，组建军队最核心的问题是军饷，清廷财政匮乏，每年的财政收入仅有四千多万两白银，维持八旗军与绿营兵的开支已捉襟见肘，根本无力为湘军提供充足的军饷。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曾国藩想出了一个大胆的办法——售卖功名与官职。

他向咸丰帝请求了几千张清朝最高学历“监生”的文凭，以及大量虚衔官职的空白任命状，然后明码标价出售给南方各省的乡绅富豪。

这些乡绅富豪虽然拥有财富，却缺乏社会地位与政治身份，购买监生文凭与虚衔官职，既能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又能获得清廷的庇护，因此纷纷慷慨解囊。

通过这种卖官鬻爵的方式，曾国藩迅速筹集到了巨额资金，不仅为湘军士兵发放了高于绿营兵一倍的军饷，还购置了大量西方先进的火炮，组建了专门的炮兵部队。

1854年，一支人数达一万七千、装备数百门洋炮的湘军正式组建完成，这支军队组织严密、装备精良、斗志昂扬，一经出师就屡立战功，先后击败太平军于武昌、九江等地，逐渐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

随着战事的推进，湘军的规模不断扩大，到1864年时，兵力已发展至十二万人，而军饷的来源也逐渐多元化，除了售卖功名官职，曾国藩还在各地设卡征收“厘金”，向过往商旅征收赋税，虽然勉强保障了军需，却也形成了阻碍商品流通的恶税，对晚清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

湘军的崛起，为清军提供了强大的战斗力支撑，但仅凭湘军一己之力，想要彻底镇压太平天国，依然难度重重。

真正让战局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是中外势力的勾结，西方列强的介入，成为了压垮太平天国的重要一根稻草。

太平天国运动初期，西方列强曾采取“中立”态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太平天国的统治理念尚不了解，另一方面是想观望局势，寻求利益最大化。

他们曾派代表与太平天国进行接触，试图迫使太平天国承认列强在华的不平等条约，允许其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域内进行通商、传教等活动，以维护自身的在华利益。

但太平天国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拒绝承认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反对鸦片贸易，这与列强的在华利益产生了尖锐冲突。

相比之下，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主动向列强示好，承诺会保障列强的在华特权，甚至愿意与列强合作，共同绞杀太平天国。

在利益的驱使下，西方列强最终放弃中立，选择与清政府勾结，成为了清军的“盟友”。

列强不仅为清军提供了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还直接组建了“常胜军”“常捷军”等洋枪队，由外国军官指挥，协助清军攻打太平军的根据地。

这些洋枪队装备精良，战术先进，熟悉近代战争模式，在苏南、浙江等地的战斗中，给太平军造成了沉重打击，切断了天京的东南粮道与外援，使得天京逐渐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而此时的太平天国，自身也陷入了严重的内部危机，早已不复往日的朝气。

1853年定都天京后，以洪秀全为代表的领导层迅速被封建特权思想腐蚀，开始大兴土木、广纳妃嫔，过起了奢侈糜烂的生活。

洪秀全修建的天王府规模宏大，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他深居简出，脱离底层军民，将朝政交由杨秀清等人处理，逐渐丧失了对政权的掌控力。

领导层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日益激烈，1856年的天京事变，成为了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杨秀清自恃功高，逼洪秀全封其为“万岁”，引发洪秀全的猜忌，洪秀全密令韦昌辉率部回京，血洗东王府，杨秀清及其部下数万余人惨遭杀害。

随后，石达开因不满洪秀全的猜忌与韦昌辉的残暴，率部出走，带走了太平天国的大量精锐将士，进一步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实力。

天京事变不仅导致核心将士丧生、领导核心崩塌，还彻底动摇了太平天国的信仰体系，原本被军民信奉的“天父下凡”神话，在权力斗争的血腥中荡然无存，人心涣散，战斗意志大幅衰退。

到了后期，洪秀全沉迷于宗教迷信，拒绝采纳李秀成“让城别走”的正确战略建议，固执地坚守天京孤城。

为了笼络人心，他大肆封王，数年间封王多达两千七百余人，导致爵位泛滥、指挥体系混乱，各将领拥兵自重，无法形成统一的作战合力。

经济上，太平天国实行的圣库制度、诸匠营等政策，因管理混乱、官僚腐败而名存实亡，大量财富被诸王私吞，普通军民生活困苦，后勤补给陷入瘫痪。

在这样的情况下，太平天国面对湘军与洋枪队的联合攻击，早已力不从心。

1862年，天京保卫战打响，洪秀全集结的二十万太平军，看似人数众多，却大多是临时征召的百姓，缺乏系统训练与精良装备，且军心涣散，根本无法与装备先进、指挥统一的湘军抗衡。

湘军在曾国荃的率领下，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挖掘壕沟、修建堡垒，逐步构建起对天京的包围圈，切断了天京与外界的联系。

太平军的多次解围作战，均因兵力调度混乱、后勤补给不足而失败，二十万大军在四十多天的激战中，伤亡惨重，最终全线溃败。

两年后的1864年7月，湘军轰塌天京城墙，攻入城内，太平天国运动正式覆灭，这场持续十四年、席卷中国半壁江山的农民运动，最终在内外势力的联合绞杀下走向失败。

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何清军能击败二十万太平军，却在八千英法联军面前一败涂地？

首先，作战对象的性质与诉求不同，决定了清军面临的压力与可调动的资源存在巨大差异。

太平天国的目标是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建立新的政权，这是一场关乎清廷生死存亡的内战。

在这样的战争中，清政府可以倾尽全力，打破传统体制的束缚，允许地方士绅组建私人武装，甚至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寻求列强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