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41年，长乐宫的桃花开得特别早。

十六岁的刘彻站在廊下，看着宫人把“椒房殿”的牌匾换成“长门宫”。他的手指无意识摩挲着腰间玉佩——那是七岁时，表姐阿娇亲手系在他身上的。

“陛下，废后陈氏的随身物品清点完毕。”太监的声音很轻。

刘彻没回头：“她……说什么了吗？”

太监迟疑了一下：“陈娘娘说，让臣问陛下一句话。”

“什么话？”

“您六岁那年，在姑母馆陶公主怀里说的那句……还作数吗？”

风吹过宫檐，檐铃叮当作响。

刘彻突然想起那个午后。六岁的自己坐在姑母膝上，指着四岁的阿娇说：“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也。”

满堂哄笑。

只有阿娇仰着小脸，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他。

那时他们都以为，这只是一句孩子话。

建元元年，刘彻登基，阿娇成了皇后。

新婚之夜，阿娇戴着凤冠坐在榻边，手里攥着个褪色的香囊。

“还留着？”刘彻有点惊讶。那是他十岁时第一次学射箭，阿娇绣给他的。

“你说的话，我都留着。”阿娇眼睛还是亮晶晶的，“金屋呢？”

刘彻大笑，一把抱起她在殿里转圈：“这未央宫，不就是给你的金屋？”

头几年，他们确实像对寻常夫妻。阿娇性子骄纵，刘彻就宠着。她要什么，他就给什么。直到某天深夜，刘彻批奏折到一半，抬头看见阿娇坐在灯下。

“怎么了？”

“没事。”阿娇低头绣着什么，“就是觉得……你离我好远。”

刘彻走过去，发现她在绣一条龙。龙的眼睛用了金线，在烛火下闪闪发光。

“我母亲今天说，”阿娇的声音很轻，“让我快点生个皇子。”

刘彻的手顿了顿。

这是他们第一次意识到——这段婚姻，从来不只是两个人的事。

馆陶公主，也就是阿娇的母亲、刘彻的姑母，是当年把他推上太子之位的关键人物。没有她，刘彻当不上皇帝。这份恩情，像锁链一样拴着这对年轻的帝后。

阿娇开始喝各种药。苦的、涩的、腥的，一碗接一碗。太医换了一拨又一拨，她的肚子始终没有动静。

有一次，刘彻看见她偷偷把药倒进花盆。那盆西域进贡的牡丹，三天后就枯死了。

“喝不下就别喝了。”刘彻说。

阿娇却突然哭了：“我必须生！我母亲说，没有儿子，你这‘金屋’迟早要住进别人！”

刘彻沉默了。

他第一次看清这段婚姻的真相：金屋不是承诺，是交易。

转折发生在建元二年春。

刘彻去平阳公主府，遇见了一个叫卫子夫的歌女。那姑娘眼睛也亮晶晶的，但不是阿娇那种骄纵的光，是柔和的、温顺的。

三个月后，卫子夫怀孕了。

消息传到椒房殿时，阿娇正在绣那只龙的眼睛。针尖扎进手指，血珠冒出来，染红了金线。

她没哭没闹，只是把绣了一半的香囊扔进火盆。

火舌吞没了龙的眼睛。

元光五年，巫蛊案发。

太监从椒房殿搜出桐木人偶，上面刻着“卫子夫”的名字，扎满了针。

刘彻看着跪在殿前的阿娇，声音冷得像腊月的冰：“你知不知道，这是死罪？”

阿娇抬起头。三十岁的她，眼角已经有了细纹。

“知道。”她说，“但我更知道，这十年你从没真正信过我。”

“那人偶……”

“是我放的。”阿娇笑了，笑得凄厉，“因为我想知道，如果我犯了死罪，你会不会像当年承诺的那样，把我藏起来？”

刘彻愣住了。

“金屋藏娇……”阿娇慢慢站起来，“陛下，您六岁就说要给我造金屋。可现在呢？您把我关在这椒房殿，跟关在笼子里有什么区别？”

她一步步走近，从袖中掏出个东西——是那个褪色的、绣着龙的香囊。

“您看，龙的眼睛还没绣完。”她把香囊放在御案上，“因为我不知道，该用什么颜色绣。”

刘彻看着香囊，突然想起很多事。

想起六岁时她递过来的糖；想起十岁时她笨拙地穿针引线；想起大婚那天她眼睛里的光……

“阿娇……”

“陛下不必说了。”阿娇退后三步，行了个标准的跪拜礼，“臣妾认罪。只求陛下——赐我一座真正的金屋。”

她抬起头，眼泪终于掉下来：

“哪怕，是座冷宫。”

长门宫的门在阿娇身后缓缓关上。

她没有回头。

宫人后来传说，废后在长门宫里过得异常平静。不哭不闹，每日就是看书、绣花、照料院中那几株桃树。

刘彻再也没见过她。

只是每年桃花开时，他会让太监送一筐新摘的桃子去长门宫。阿娇每次都收下，然后让宫女送回一碟桃脯——切成小块，用蜜渍得晶莹剔透。

元朔三年，卫子夫被立为皇后。

那天晚上，刘彻独自登上未央宫最高的楼台。长安城万家灯火，他却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有个小女孩仰着脸问他：

“彻儿，金屋是什么样子的呀？”

他当时怎么回答的？

哦，他说：“就是……特别特别亮的地方，让你永远都不会害怕。”

风很大，吹得他眼睛发涩。

太监小心翼翼地问：“陛下，长门宫那边……要送些赏赐吗？”

刘彻沉默了很久。

“把椒房殿里她留下的东西，”他说，“都送过去吧。”

包括那个没绣完的香囊。

第二年春天，长门宫的桃花开得特别盛。宫人说，废后坐在桃树下绣完了那条龙的眼睛。

用的是她凤冠上拆下来的珍珠。

而那个香囊，最后和废后一起，葬在了长门宫的桃树下。没有谥号，没有陪陵，只有一树年年盛开的桃花。

很多年后，当刘彻自己也老了，某次经过长门宫旧址，突然问随行的司马迁：

“你说，一个六岁孩子说的话，该记在史书里吗？”

司马迁躬身：“陛下，童言无忌。”

刘彻笑了。

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下来了。

原来这世上最残忍的事，不是背弃诺言。

而是当你终于有能力实现诺言时，那个听你许诺的人——

已经不在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