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化树强拆案落判》

近日，郑州铁路运输法院对一起行政强制纠纷案件作出判决，确认巩义市某镇人民政府2022年3月强制清除村民租赁土地上绿化树的行政行为违法。该案因涉及耕地“非粮化”管控边界、行政执法程序合法性等焦点问题，成为观察基层行政执法规范化的典型样本。

一、纠纷缘起：租地种树引发“非粮化”执法冲突

2018年，巩义市村民刘先生通过土地租赁协议，承包本村18.4亩土地开展农业经营，土地平整后，刘先生于2021年1月起在该地块种植920棵五角枫绿化树。

2022年2月22日，镇政府向刘先生送达《责令限期清理附属物通知书》，称其种植行为违反“耕地非粮化”管控政策（依据国务院相关文件），要求5日内清除树木。因刘先生未主动配合，当年3月11日，镇政府组织人员强制清除全部五角枫。刘先生本就是贫困家庭，出于脱贫的美好期望才做下种植决定，而现下面临的清除困境，将他再次推入泥潭之中。

刘先生认为执法程序存在严重瑕疵，旋即向郑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求为：①确认镇政府强制清除行为违法；②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二、庭审交锋：土地性质与程序合法性成核心争议

（一）镇政府主张：“非粮化”执法具有合法性

镇政府辩称，案涉土地属于2018年立项的补充耕地储备项目，依据“耕地优先用于粮食生产”的政策要求，种植绿化树属于“非粮化”行为，违反《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

为佐证执法合法性，镇政府提交以下证据：

土地租赁协议：证明刘先生承包土地用途为“农业生产”，种植绿化树属违约；

责令通知书：证明已履行“事先告知”程序；

项目验收文件：证明案涉土地为补充耕地，需符合“粮用”标准。

（二）刘先生抗辩：执法程序与证据均存瑕疵

刘先生及其代理律师指出，镇政府执法存在三大关键问题：

1. 土地性质认定无据：镇政府未提供《基本农田划定方案》或权属证明，无法证实案涉土地为“基本农田”。根据《土地管理法》，仅基本农田实施“非粮化”刚性管控，一般耕地的用途管制需结合实际判断。

2. 送达程序违法：镇政府称《责令通知书》采用“留置送达”，但未提供基层组织见证材料（如村委会证明）或全程录像，无法证明送达合法有效。

3. 行政强制程序缺失：强制清除前，镇政府未履行催告、听证、作出强制执行决定等法定程序（《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属于“程序空转”。

三、案件启示：基层行政执法的“法治镜鉴”

该案暴露基层行政执法三大共性短板，为同类执法提供警示：

（一）“政策”≠“法律”：执法需严守上位法边界

部分行政机关误将“政策文件”等同于“法律依据”，忽视《土地管理法》《行政强制法》等上位法的刚性约束。本案中，“非粮化”政策的适用需以“基本农田认定”为前提，镇政府未完成核心举证，导致执法基础崩塌。

（二）程序正义是行政行为的“生命线”

送达不规范、催告缺失、听证省略……基层执法中“重结果、轻程序”现象普遍。本案中，镇政府因“留置送达证据链断裂”，直接导致执法程序违法，凸显“程序合规是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底线”。

（三）行政相对人权利需实质保障

行政相对人的陈述权、申辩权未得到实质尊重。本案中，刘先生始终主张“土地并非基本农田”，但镇政府未开展实质调查，亦未听取其意见，最终引发司法纠错。

四、强制执行与立案争议：录音揭示程序梗阻

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刘先生遭遇立案拖延、沟通壁垒等问题，其与法官和相关人员的通话录音，暴露出执行程序衔接漏洞：

向铁路运输某法院管理人员反映立案拖延时，被告知“线下立案需内部流转，3日内制发通知文书”但实际进度存偏差，折射执行立案环节信息不对称与效率滞后；郑州铁路运输法院立案庭工作人员对刘先生向中院反映“鲁庄政府执行复议的案件未予立案”一事，指出鲁庄政府已向他们申请延期立案，并提出借助执行机关发送执行延期立案的受理申请书，正在想办法筹集资金寻求和解可能性。

刘先生指出，承办法官助理曾向他提出调解，但最终未得到刘先生同意，刘先生借此机会询问自己的案件发回重审进度，对方表示并不清楚，仅告知“回去后给你问问”，然而三个月过去仍然无进展，且后续暂缓立案未出具相关法律文书，刘先生指出后对方却明确表示“你不是申请人，没有权利申请是否立案，也无权告知于你”。

刘先生不解，为何发回二审重审的案件可以暂缓立案，是否存在明文规定，政府部门又是如何得知暂缓立案？

五、后续影响：推动基层执法规范化改革

该案判决后，当地启动行政执法规范化整改：

1. 流程补课：开展《行政强制法》专项培训，明确“送达、催告、听证”等23个关键流程的证据固定标准；

2. 联审机制：建立“自然资源+农业农村+司法”土地性质联审平台，避免“一刀切”执法；

3. 监督前置：对耕地保护类执法行为，引入司法提前指导，降低违法风险。

郑州铁路运输法院行政庭负责人强调：

“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于法有据、程序正当’。该案警示基层执法者：即使出于公共利益，也需在法治框架内行动，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执法为民’的初衷。”

六、法治天平下的权力与权利平衡

本案的审结，不仅是个案的司法定分止争，更折射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命题——如何在“公共利益维护”与“公民权益保障”间寻求平衡。当行政行为经得起“证据、程序、法律”三重检验，法治的公信力才能真正扎根基层，执行环节中的立案拖延、和解壁垒等问题，也提醒司法系统：判决不仅要公正，更要“执行得彻底”，唯有打通“最后一公里”，才能让法治信仰真正照进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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