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0元一晚的别墅，还没住进去就摔骨折，酒店必须全赔！”近日，嘉兴金先生带着家人在湖州莫干山开元森泊度假酒店的遭遇，经《1818黄金眼》报道后引发热议。

熟悉这档节目的观众不难发现，此类让当事人暴露矛盾、用戏剧化冲突吸引眼球的报道早已是其“流量密码”——刻意放大当事人的情绪诉求、弱化关键事实核查，通过制造“弱势方维权”的戏剧效果博取关注，此次事件不外乎是又一次复刻。

但随着事件细节逐渐披露，一场本应令人同情的意外，渐渐变了味。成年人走路摔倒，却要求酒店承担全部责任，甚至在酒店提出30%赔付后仍不满，这般“摔哪儿讹哪儿”的操作，不禁让人发问：难道成年人的安全，要靠企业派人扶着走路才能保障？而更值得警惕的是，媒体的哗众取宠式报道，是否在无形中助长了这种碰瓷式索赔的歪风？这种双重乱象，必须坚决遏制！

先厘清事件核心事实：金先生妻子乘坐酒店接驳车抵达别墅门口后，在通往木屋的路上摔倒致右侧桡尺骨骨干骨折。金先生控诉酒店路窄、有石头、视线被挡，并称“这么贵的价格就该有匹配的服务”。

但酒店实地勘查显示，涉事道路两名成年人可并排通行，所谓“四五十厘米宽”与事实不符；摔倒处是雨季排水设施，运营至今从未发生类似事故。

更关键的是，同行三人皆顺利通过，唯有金先生妻子因将双肩包背在身前形成盲区，且未注意路面情况才导致摔倒。即便如此，酒店仍主动提出优化夜间灯光、调整接驳车路线，并愿意承担30%赔偿，这般态度已尽显担当。

可金先生的诉求却步步紧逼：不仅要求全额报销8300元医药费，还索要每月万元的误工费，却拿不出完整收入流水，仅以“有现金收入”搪塞。

这般经不起推敲的诉求，之所以能成为公共议题，恰恰离不开《1818黄金眼》这类报道的“包装”。节目聚焦“骨折之痛”、“高端酒店服务缺位”等冲突性细节，对“道路可容两人并行”、“同行者皆顺利通过”、“双肩包遮挡视线”等关键事实轻描淡写，毕竟“消费者维权难”的叙事远比“成年人疏忽致伤”更有眼球效应。

这般操作，与半个月之前《今日说法》报道的成都网约车司机沈某等人的碰瓷套路何其相似！沈某等人正是利用路权规则，故意加速碰撞变道车辆，事后以“无责方”身份索要修车费、误工费，最终因诈骗罪获刑。

金先生虽非故意制造事故，但其“只要受伤就全额索赔”“拿不出证据仍漫天要价”的逻辑，与碰瓷者的“有缝就钻、有利就图”本质上并无二致。都是妄图将自身责任转嫁给企业，借“意外”之名行谋利之实。

金先生的索赔逻辑，早已被司法实践明确否定。不久前呼和浩特13岁女孩跳楼身亡案中，家属以“物业防护不到位”为由索赔33万元，法院经审理认定，物业护栏符合安全标准、已尽巡逻义务，女孩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预见跳楼风险，最终驳回诉求。这一判决清晰传递出司法底线：安全保障义务并非无限责任，成年人更需对自身安全承担首要责任。

从法律层面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明确规定，经营场所经营者仅需承担“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并非对消费者的所有意外都兜底。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中，上海某酒店因空置电梯井未设防护致客人坠伤，因存在明显安全隐患被判担责；而长春某酒店客人在卫生间摔倒，因酒店已贴防滑标识、铺地巾，客人无法证明地面湿滑，法院仅判酒店承担20%责任。

对比可见，开元森泊酒店的道路设施无明显缺陷，且无任何安全隐患记录，金先生妻子的摔倒系自身观察不周所致，酒店提出30%的赔付已超出“合理限度”，金先生索要全额赔偿的诉求本就于法无据。

金先生的不满，本质上是“花钱就该享受绝对安全”的畸形消费观在作祟。他反复强调“1600元一晚的价格”，却忽视了高端服务不等于“保姆式防护”。度假酒店不是无菌病房，乡间别墅旁的道路必然带有自然属性，要求企业消除所有可能的“绊倒风险”，无异于要求餐厅禁止客人用筷子、要求商场拆除所有台阶。这种极致安全的诉求，既不现实，也会让企业陷入“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困境。

试想，若企业为规避此类索赔，纷纷将道路修得如跑道般宽阔、将所有凸起物全部铲平，最终只会导致消费成本飙升，损害的仍是全体消费者的利益。

更严重的是，“摔哪儿讹哪儿”的歪风若不遏制，将严重破坏营商环境。金先生直言“不差这点钱，就想要公道”，可他所谓的“公道”，却是让企业为他自己的疏忽买单。

这种“我弱我有理、我伤我最大”的逻辑，正在让越来越多企业陷入“索赔恐慌”：餐厅不敢用玻璃餐具，景区不敢设木质栈道，酒店不敢建特色庭院。

当企业把精力都用在防范“碰瓷式索赔”上，谁还愿意投入资金提升服务质量？成都警方之所以重拳打击网约车碰瓷团伙，正是因为这种行为不仅侵害个体权益，更扰乱交通秩序；同理，放任“摔哪儿讹哪儿”的行为，最终只会导致“企业不敢投资、服务质量下滑”的恶性循环，损害整个社会的发展活力。

值得警惕的是，金先生的诉求中还暗藏“误工费陷阱”。他声称妻子月收入过万，却无法提供银行流水，仅以“现金收入”、“绩效年终奖”为由要求赔偿。这与成都碰瓷司机虚报维修天数套取误工费的手段如出一辙。

此类模糊的收入证明，正是碰瓷者牟取不正当利益的常用伎俩。企业要求其提供个税证明作为辅证，完全是合理合规的风控措施，却被金先生指责为“挑刺”，这般蛮不讲理的态度，更暴露了其索赔诉求的不合理性。

遏制这种歪风，司法机关必须明确态度。参考呼和浩特法院的判决逻辑，若金先生执意起诉，法院应依法认定其妻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身行走安全负有首要责任，酒店已尽合理保障义务，驳回其不合理诉求。

唯有如此，才能向社会传递“责任自负”的明确信号，杜绝“死哪儿讹哪儿、摔哪儿讹哪儿”的侥幸心理。同时，企业也应加强证据留存意识，如在关键区域安装监控，遇到类似纠纷时及时固定证据，避免陷入“说不清、道不明”的被动境地。

成年人的世界，从来没有“绝对安全”的温室，只有“责任自负”的准则。成都网约车碰瓷者被判刑，警示人们“谋利不能突破法律底线”；呼和浩特跳楼案判决，告诫家属“责任不能随意转嫁”；而金先生的遭遇，则提醒每一个人：花钱消费不代表可以放弃安全自护，意外发生时更不能妄图借“索赔”获利。

企业需要尽到合理保障义务，消费者更需守住责任边界，而媒体则必须重拾社会责任。

《新闻战线》曾指出，传媒是风险传播的核心，不当报道可能扩大风险甚至滋生新风险。像《1818黄金眼》这般为吸引眼球而刻意让当事人出丑、放大矛盾的行为，正是在助推“摔哪儿讹哪儿”的社会风险。

唯有消费者摒弃侥幸心理、媒体坚守报道理性、司法明确责任边界，才能彻底摒弃“摔哪儿讹哪儿”的歪风，让企业敢于创新服务，让市场充满活力，这才是真正的“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