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拉美各国极右翼人士齐聚墨西哥，出席“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拉美分会第五次会议，而这已经是今年以来，拉美极右翼召开的第三次大会了，发展势头之迅猛，已经快赶上极右翼的诞生地美欧了。

“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的简称是CPAC，成立于1974年。前一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判了罗诉韦德案，支持堕胎合法化。这一判决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不满，CPAC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

除了美国，西班牙和匈牙利极右翼也是CPAC的核心成员，这些国家的宗教氛围普遍比较保守，且都有过极右翼长期执政的历史，比如西班牙的弗朗哥政权。

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政治极化也愈发严重，因为保守派天然排斥外来种族和文化的入侵，所谓物极必反。CPAC的活动范围也不断扩大，从美欧扩展到拉美以及其他非西方国家和地区。

为什么极右翼的第一个海外落脚点是拉美呢？首先，拉美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于美欧的殖民统治下，这里的基督教宗教原教旨主义有着极其深厚的根基，极右翼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将宗教问题和政治议题捆绑在一起，发动所谓的“文化战”“价值观战争”。

其次，拉美国家的犯罪率普遍很高，为强人政治提供了天然的政治土壤。极右翼瞄准了老百姓的痛点精准出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打击犯罪，很容易在短时间内积累起政治资本。

以萨尔瓦多为例，它曾经是世界上谋杀率最高的国家，没有之一。2015年的一项数据显示，萨尔瓦多每10万人中就有103人被杀，是非战时国家中最高的一个。

如果你觉得这个比例还好，那我们换一种说法，每1000人中就有1.03人被谋杀，听起来是不是就很恐怖了？但到了去年，萨尔瓦多的谋杀率已经降至2.4，不仅在拉美国家中排名最末，甚至远低于世界平均谋杀率7.8。

短短几年时间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该国极右翼总统布克尔。自2019年上台以来，布克尔在国内掀起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扫黑行动”，以高压但快速的手段控制住了犯罪风潮，他本人也因此在今年2月的大选中高票连任。

当然，不是说左翼总统纵容犯罪，而是他们受制于“人权”的枷锁，无法像极右翼一样做得这么决绝，在犯罪问题上很难树立起足够的威信。

再有就是坚决反左，拉美地区在世界民族独立解放浪潮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这些左翼斗士至今仍被拉美左翼视为精神象征。

正如前面提到的物极必反，极左存在的地方，肯定少不了极右，拉美政局长期存在的“钟摆效应”就是受此影响，表现为左翼和右翼轮流执政。

但随着近年来拉美经济大幅衰退，左翼政府的福利政策难以为继，治理能力相较本世纪初更为脆弱，从而进一步催化了极右翼的发展。

2018年博索纳罗赢得巴西大选标志着拉美极右翼的崛起，从那之后，布克尔、智利共和党领导人卡斯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莱等人相继赢得本国大选，尽管他们的政治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反堕胎、反同性恋的基本共识是高度一致的。

这些人的另一个共同点是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因为根基尚浅，拉美极右翼必须抱一条足够粗的大腿，才能迅速打开知名度，壮大自身力量。

今年是美国大选年，拉美极右翼更是加大了和特朗普的互动力度，几次CPAC大会都或多或少能看到特朗普的影子，倒不是说特朗普每次大会都会参加，但即便他本人不出席，与之相关的元素也随处可见。

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也成为拉美极右翼崛起的重要推手，尤其是有着广泛影响力的X平台，其老板马斯克近年来逐渐向保守阵营靠拢，今年大选更是公开站队特朗普的。

在马斯克的领导下，X平台的言论变得更加激进，成为极右翼发表仇恨言论的主阵地，马斯克本人也经常和米莱、博索纳罗等人互动，在拉美极右翼世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然而，这并不代表特朗普和马斯克是拉美极右翼崛起的始作俑者，他们顶多算推手。“特朗普”作为一种精神符号，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必然产物，在民主政治中，中产阶级向来被视为稳定剂，一旦经济下行，中产阶级消亡，必然会引发政治动荡，保守主义抬头。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特朗普重返白宫，也很难给极右翼掌权的拉美国家带来什么实质性好处，口号喊喊就行了，拉美移民还是要驱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