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荷兰《NRC》报道称，在上周的议会辩论中，议员们对政府经济事务部长文森特·卡雷曼斯（Vincent Karremans）处理安世半导体（Nexperia）事件的方式提出了相当多的批评。

虽然卡雷曼斯试图将自己塑造成捍卫国家安全的英雄，但国际舆论与荷兰政界对他粗糙的外交手腕并不买账。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极具讽刺意味地评论道，卡雷曼斯看起来像是“想用一把大锤来砸开一颗坚果”。

在荷兰议会内部，批评声同样尖锐。来自JA21党派的议员安娜贝尔·南宁加（Annabel Nanninga）直言不讳地斥责卡雷曼斯的态度极其“粗鲁”。她指出，在没有任何双边外交铺垫的情况下就贸然对抗中国，这种做法是“彻头彻尾的不明智/愚蠢”。

卡雷曼斯此次行动最荒谬之处，在于法律工具的选择与其后果的截然对立。报道指出，他引用了一部1952年的冷门战争法，该法原本的设计初衷是为了“保护物资供应”。

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因为他动用了这部“保护供应”的法律，直接导致中国切断了安世半导体中国工厂的出口。

这一鲁莽举动不仅没有保护供应，反而让依赖这些芯片的德国汽车工业陷入停摆风险，甚至连冰箱等家电生产都受到威胁。最终，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他不得不在11月19日灰溜溜地撤回了行政命令。

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并非偶然。这是这位39岁的自民党（VVD）“冉冉升起的新星”首次在海牙的政治舞台上遭遇真正的挫折。

回顾其履历，卡雷曼斯的升迁之路可谓顺风顺水：2018年，他从籍籍无名之辈一跃成为鹿特丹自民党的领头人，并带领党派成为市议会第二大党。在2021年至2024年担任鹿特丹副市长后，他进入施霍夫内阁担任负责青少年与体育事务的国务秘书。今年6月，当自由党（PVV）导致内阁垮台时，他被“火线提拔”为经济事务部长。

荷兰政界心知肚明，卡雷曼斯热衷于扮演掌权者的角色。尽管经济事务部在海牙通常不被视为核心权力部门，且他目前的身份仅是“看守内阁成员”，但他绝不甘于寂寞。

为了博取眼球，他行事风格急躁且野心勃勃。他曾高调承诺在2026年夏季前为企业废除五百条规章，称这是“强有力的目标”，并扬言若做不到甘愿受罚。这种急于在政治履历上刷存在感的心态，或许正是他在此次芯片争端中用力过猛的深层诱因。

比起国家利益，卡雷曼斯似乎更在意个人曝光度。他在VVD党内被一些人视为“轻浮的表演者”。议会辩论中，有指控称他此次强硬干预纯粹是一场“竞选噱头”。

《NRC》犀利地指出，当危机公开化后，卡雷曼斯将所有功劳揽在自己身上。他向外界传递的信号是：“不是荷兰国家进行了干预，而是‘我’进行了干预”。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公关策略引起了广泛反感以及大多数议会党团的质疑。

此外，他在11月13日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竟声称即便重来一次也会照做”，这一言论不仅激怒了北京，更让国际社会感到震惊。虽然他事后辩解称被误解，但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次灾难性的公关。

卡雷曼斯试图在议会营造一种“局势受控”的假象，声称正在与中方进行“建设性对话”。然而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据报道他原定于12月9日飞往东大进行的贸易访问已被取消，理由简单而直白，即东大“无暇接待”。

更尴尬的是他与欧洲盟友的关系。虽然卡雷曼斯声称布鲁塞尔和柏林理解他的决定，但《NRC》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官方的支持只是面子工程，在幕后，这位部长的鲁莽行径实际上让盟友们感到相当恼火，因为他直到采取行动后才想起去通报布鲁塞尔和柏林。

身处风暴中心的卡雷曼斯似乎急于翻过这一页。目前，前ASML掌门人彼得·温宁克（Peter Wennink）正受内阁委托撰写一份关于荷兰经济未来的投资议程报告，该报告将于12月12日发布。

卡雷曼斯将这份报告比作荷兰版的“德拉吉报告”，显然希望借此重塑自己作为经济部长的专业形象，但“安世之乱”留下的外交烂摊子，恐怕短期内难以收场。

转自：出口管制合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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