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在《人民的名义》中，高育良案发前夜，书房灯还亮着。他翻的不是法律条文，也不是政策文件，而是一本泛黄的《万历十五年》。很多人以为他爱读史，其实——他是在书中，照见了自己的影子。

这本书，表面写的是1587年的大明王朝，内里却藏着一套官场生存密码。而高育良，正是那个把密码破译到极致的人。

《万历十五年》开篇就点出一个悖论：

“1587年，四海升平，无事可记。然而，大明帝国已走到崩溃边缘。”

黄仁宇称之为“道德代替技术”的治理失败——朝廷用儒家伦理代替制度建设，用“清官理想”掩盖系统性腐朽。结果就是：皇帝想做事，被文官集团架空；能臣想改革，被道德口水淹没；清官如海瑞，反成体制异类。

高育良作为政法系教授出身，对这套逻辑再熟悉不过。他在汉东大学讲课时，常引用书中一句话：

“当一个社会只能靠个人道德来维系秩序，那它的制度早已失效。”

他看透了：体制不改，再勤勉的皇帝也是摆设；规则不变，再清廉的官员也难有作为。于是他不再相信“法治理想”，转而研究如何在旧规则里“安全地赢”。

这，才是他反复研读《万历十五年》的真正动机——不是为了理解历史，而是为了操控现实。

全书七章，高育良最关注的，其实是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和第四章《活着的祖宗》——主角都是申时行。

申时行是谁？他是张居正之后的内阁首辅，既不像张居正那样激进改革，也不像海瑞那样死磕道德。他的策略是：“调和阴阳，弥缝补漏”——上不得罪皇帝，下不激怒群臣，同僚之间“和稀泥”，只为维持表面稳定。

黄仁宇评价他：“他深知改革已无可能，唯一能做的，是在崩塌前多撑一天。”

这不正是高育良的为官之道？

面对沙瑞金，他谈“依法治省”，实则暗中布局；

面对祁同伟，他讲“组织程序”，却默许其攀附权贵；

面对李达康，他表面合作，背地拆台。

他从不正面冲突，只做“合规的操盘手”。正如申时行用“留中不发”（皇帝压下奏章不批）来消极抵抗，高育良则用“程序正义”包装利益输送——山水庄园的股权、高小凤的婚姻，每一步都看似合法。

他学的不是申时行的智慧，而是申时行的“安全术”。

高育良常对学生说：“张居正错就错在，太把自己当回事。”

张居正生前权倾朝野，推行“一条鞭法”，整顿吏治，几乎以一人之力延缓明朝衰亡。但他死后，万历皇帝翻脸清算，抄家、削爵、儿子自尽——人亡政息，身败名裂。

《明史》记载：“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然威福震主，祸萌骖乘。”意思是：你功劳太大，让皇帝睡不着觉了。

高育良深谙此道。所以他从不独揽大权，而是构建“汉东政法系”——让祁同伟冲锋，让赵瑞龙出钱，自己始终站在“指导者”位置。他要的是影响力，而非显赫头衔；要的是隐性控制，而非公开主导。

他怕的，正是张居正式的悲剧：

功高震主，树大招风，最终被体制反噬。

于是他选择做“隐形操盘手”，在规则缝隙中游走——这正是《万历十五年》给他最深刻的启示：在僵化的系统里，激进者死，妥协者活，而真正的赢家，是那些让系统以为自己在运转的人。

很多人忽略一点：《万历十五年》的核心方法论，是黄仁宇提出的“大历史观”——即不纠结个体善恶，而看制度结构如何决定人的命运。

高育良常以此自我辩护：

“我不是腐败，我只是在适应这个系统。”“如果制度不改，换谁上来都一样。”

他把个人选择，归因于“历史必然性”。这种思维，让他既能享受权力红利，又保有学者体面——他不是坏人，只是“被时代裹挟的理性人”。

但黄仁宇若知此书被如此解读，恐怕会苦笑。他在《中国大历史》中明确指出：

“技术性管理缺失，不能成为道德溃败的借口。”

制度有缺陷，不等于个人可以放弃良知。高育良恰恰混淆了“理解系统”与“屈服系统”的界限——他读懂了历史的病灶，却选择成为病毒本身。

庭审那天，高育良平静地说：

“我一生研究法治，最后却成了法治的破坏者。”

其实他早该明白：申时行虽全身而退，但明朝并未因此得救；张居正虽身败名裂，却为后世留下改革火种。

真正的历史智慧，不是教你如何在烂系统里活得久，而是如何让系统变得更好。

高育良把《万历十五年》当成了官场教科书，却忘了黄仁宇写这本书的初衷——

不是为权谋者提供指南，而是为改革者敲响警钟。

那本放在书房C位的书，最终照见的，不是大明的黄昏，而是他自己灵魂的裂缝。

【编者按】今天重读《万历十五年》，我们不必学高育良的“术”，但要警惕他犯的“误”：把洞察力，用在了合理化堕落的路上。

真正的读书人，当以史为镜，照见责任，而非照见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