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2月2日，国民政府授权中央社公布了苏联延期撤军的消息。国民政府第二次接收东北的各项工作又开始全面启动了。被任命的东北各省省长，中长铁路各理事、监事，齐集北平，讨论具体接收事宜。
在此之前，中苏达成共识，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月3日起，开始自南北撤，在20天或一个月完全撤离中国国境。12月7日，蒋介石指示外交部与苏联大使商议变通办法，将苏军最后撤完日期改为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2月1日，但开始撤兵日期不必规定；因刚宣布延期至1月3日，此次延期不必对外宣布，但于本月底须交换文书。12月24日中苏互换照会，正式将撤军日期延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2月1日。
中共从东北大城市撤离于是国民政府与苏联的关系由紧张转为融洽，国民政府上下一派乐观，东北的严冬也好像变成暖春了。
苏军当局对国民党方面作出友好姿态的同时，对中共方面作出严厉表示。
11月17日苏军当局通知东北局：令自治军全部退出沈阳城，城内只留警察。长春也是同样情况。长春铁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给蒋军，有苏联红军之处，不准自治军与蒋军作战，要自治军退出铁路线若干里以外，以便蒋军能接收，他们能回国。
沈阳也是如此，中共在那里建立的军事与行政系统被解散！
11月2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和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撤退到沈阳郊区的苏家屯，自治军撤出沈阳，在哈尔滨地区，苏军当局命令中共方面把公开的党、军机关及武装部队撤离哈市；还免去了他们以前委任的滨江省省长谢雨琴、副省长李兆麟、哈尔滨市市长张庭阁和市公安局长周维斌等中共领导干部的职务。
这样，在东北各大城市的中共公开机关全部撤销，党的干部和不穿军装的同志仍继续留在市内做群众工作，中共在沈阳等各大城市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在重庆，苏联大使馆参赞米克拉舍夫斯基则向到访的中共代表团代表王若飞透露三个信息：（1）美国在北平-天津-秦皇岛集结了大批军队，大概是准备尾随国民党军队进入满洲地区；一旦美国军队进入满洲地区，那时，如果有必要，苏联可能将与中国政府对话，因为满洲是中国的领土。（2）对中共军队是否应该占领长春铁路问题，他劝告王若飞，根据中苏协定，长春铁路是商务铁路，显然，国民党是不可能利用它来进行军事行动的。但为了不使中国和美国的社会舆论反对你们，中共最好不要占领长春铁路。（3）请中共代表团保持谨慎，许多共产党的代表试图与苏联大使馆和苏联其他驻重庆机构建立直接联系。这种做法已经引起国民党有关部门的注意，在紧紧地监视共产党人的行动。中共方面应据此得出自己的结论。
米克拉舍夫斯基这番话的中心意思是，要求中共不要干扰苏联与国民党政府达成的协议，要遵守东北苏军对中共提出的要求；但如果美国军队进入东北，苏联是要出来说话的。
对国民政府，苏军当局履行了诺言和协议，东北行营遂于12月22日接收长春，12月27日接收沈阳，1946年元旦接收哈尔滨，1月8日接收辽北省，12日接收松江省，24日接收嫩江省。
在军事方面，十三军、五十二军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1月16日占领山海关，继而攻陷绥中、兴城、锦西。鉴于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林彪决定放弃锦州。国民党军队于11月26日进驻锦州，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月12日接防新民，1月15日进驻沈阳铁西地区。
从东北行营返回长春至国民党军队进驻沈阳这几十天，可以说是蒋苏关系的“蜜月”。东北行营接管政权没有障碍，国民党军队顺利地进驻沈阳。但是，在这期间苏联所提出的东北经济合作要求并未得到满足，经济合作协议无从签署。这就预示着国民政府东北接收工作必将停顿。
为了确保东北接收工作能在苏联的配合下，顺利进行，更是为了巩固中苏的“蜜月期”，蒋介石决定派自己儿子蒋经国访问苏联。
蒋经国访苏的缘由驻东北苏军当局接纳八路军进入东北，等于在蒋介石的喉咙塞进一块鲠骨。苏联协助国民政府接管了几个大城市的行政，但中共部队并未受到丝毫损失。拿掉这根鲠骨，还是死死卡住这根鲠骨，主动权依然掌握在苏联手中。
本来，战争一结束，蒋介石就想亲赴莫斯科，以便亲自与斯大林讨论中苏关系的所有问题。在接收东北和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时刻（特别是苏联已经作出友好姿态的时候），蒋介石更想亲自走一遭。
除了最迫切的东北和新疆问题之外，还有美国对华调处问题，蒋介石也需要与苏联沟通。
就在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的当天，杜鲁门的特使马歇尔起程来华调处，表明美国已决心介入战后中国内部事务，扶蒋限共，将中国纳入美国的利益范围。
这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项重大决定。表面上看这一调处仅仅是解决国共冲突，实现中国内部统一问题，其实它直接关系到美、中、苏三个方面的利益关系。
当时国共两党都接受了这一调处，美国在争夺对华影响方面，已先胜了苏联一筹。如果美国调处成功，“那就是苏联对华政策的根本失败”，蒋介石对苏联“希望中美两国在此调停期间，发生冲突，而致破裂”的心情十分清楚。为取得苏联对美国调处的谅解，更需要蒋介石亲自到莫斯科去与斯大林面谈。
蒋介石向苏联方面多次表示要亲自访苏，“但莫斯科避开了这次访问”，于是他决定派自己的儿子蒋经国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出访苏联。这次出访的任务，王世杰概括为：“疏通感情，减少苏联对国民党之疑虑，不作具体谈判等。对于中共问题，说明蒋先生之政策与态度。”按张嘉璈的说法是，蒋介石要与斯大林“求得精神上之了解”，将对内实行民主政治，对外“彻底公开合作，决不引致第三国以对抗苏联经济上密切合作之意，面达斯大林”。
总之，蒋经国没有解决具体问题的使命，主要是与苏联疏通感情，消除猜忌，取得斯大林的好感，也就会解决“政治问题”（对中共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无论东北，还是新疆等具体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是蒋介石对苏外交的一贯态度。
关于中共问题的交锋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2月7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通知彼得洛夫，蒋介石决定派蒋经国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前往拜访斯大林。蒋经国将于12月25日左右动身，先到乌鲁木齐，请苏联提供到莫斯科的飞机。
蒋经国
蒋经国访苏最主要的活动是在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2月30日和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月3日两次会见斯大林。会见时，苏方有莫洛托夫，中方有驻苏大使傅秉常在座。
斯大林很重视这两次会见，预先责成苏联外交部提供蒋经国来访的目的，可能提出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意见的报告。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2月30日和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月3日斯大林与蒋经国的两次会见的谈话都是围绕国共关系、东北前途、中美关系等敏感问题进行的。
在第一次会见开始，蒋经国递交了蒋介石致斯大林的信。
在谈话中，蒋经国极力向斯大林表示：蒋介石想加强战后中苏关系。如果斯大林与蒋介石达到彼此之间全面了解，中苏关系就能够加强。而任何误解都会影响这一关系。中苏关系中有些问题，“不应通过外交渠道解决”，所以蒋介石派他来，会见自己的私人朋友斯大林大元帅，讨论中苏关系的个中问题。
所谓不应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问题就是以上指出的中共问题，换句话说，中共问题是中苏关系的症结所在。因此，蒋经国与斯大林讨论的核心也是中共问题。
蒋经国
蒋经国说，战后中国统一问题的解决“首先取决于调整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他诡称国共两党的政治路线并无矛盾，蒋介石希望国共并存。国共并存“必须让中国共产党放弃消灭国民党的图谋。”
蒋经国请斯大林就中国统一问题发表意见，说出他可能有的疑虑，请求斯大林对中共提出与国民党合作的建议。
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从属于俄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已不复存在。苏联驻延安的三名代表也已撤回。对国共之间斗争，“俄国共产党人很难调停，因为他们不想提出最终会被拒绝的建议。况且中国共产党人并未请我们提建议。”斯大林还一口否认苏军允许中共军队进入东北的事实，他说：“当共产党人想转移到满洲时，苏联统帅部并未放行，因为苏联政府并不想干涉中国的内政”；斯大林还进一步指出：“一般而言，外国军队干涉中国事务于蒋介石不利，因为这将导致中央政府权威的削弱”。暗示蒋经国，美国军队如卷入中国内战，蒋介石不会有好下场。
蒋经国仍然紧紧地咬住斯大林，接着斯大林的话说：如果两个政府和两支军队的问题不解决，“在外人看来，这个问题有损于苏中两国之间的关系”。意思是中共背后有苏联支持，这是蒋经国这次访苏过程中说的最有分量的话。但并未引起斯大林的特别反应。
斯大林对蒋经国的进逼只是淡淡地说，他明白，因为许多人都说，苏联政府劝说中国共产党人不要同蒋介石达成协议；但是苏中条约业已发表，看来中国共产党人并未掂量掂量这一文件的分量；莫斯科三外长会议公报（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公报于1945年12月28日发表，其中关于中国的内容有：三国外长一致认为，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并且必须停止内争）业已公布，这两个文件承认蒋介石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中共是否赞同，今后事态将会表明，不会。
斯大林这些话表明，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三国外长公报的规定处理中苏关系，这就是苏联的态度；至于中共按不按中苏条约和三国外长公报办事，那是中国内部事务，苏联概不干预。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
蒋经国问斯大林愿不愿意与中国建立最密切的关系。斯大林不愿再兜圈子，点出最实质性的问题说：“如果一个问题得到解决，那么事情就好办了，苏联政府愿意建立最密切的关系。”这一个问题就是：“只要苏联政府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他们对中国将同样行事”。
斯大林这段话点出了苏联对华政策的核心：它并不指望与国民党政府建立针对新的第三国（美国）的同盟关系，只在意它的“后院”（新疆、外蒙古与东北）不要起火。
蒙古、新疆、东北问题斯大林在谈核心问题之前，首先针对蒋经国的话批驳了美苏必战的舆论。他说：所谓美、英将对苏开战之说，是美英情报机关散布的假情报，“美国人和英国人不会将其军队投入新的战争”，因为没有新的作战目标，人民对战争厌烦了，“出于同样的原因，苏联政府也不能将其军队投入战争”，散布这种消息是为了“吓唬苏联和中国”。
斯大林接着谈他的后顾之忧。斯大林所谓的“后顾之忧”，并非指蒋介石参加美英集团打苏联，而是担心在中国东北、新疆，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些被苏联视为自己的“利益范围”地区，被美国挖了墙角。
所以，涉及这些地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几乎是直言不讳地谈出他们的想法：
关于外蒙古问题。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表示，苏联对国民政府没有及时承认外蒙古独立表示担心。蒋经国遂明确答复说，中国将在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月上旬承认外蒙古全民公决的结果，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
蒋经国
关于新疆问题。当时新疆三区代表为中央政府撤军问题，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蒋经国对此解释说，中央政府准备在一个月内撤出派去镇压起义的军队，只是不能写在协议上，因为那有损于中央的权威。斯大林问蒋经国，蒋介石是否愿意让苏联政府干涉。蒋经国明确表示，蒋介石愿意让苏联政府当调停人。
在和平协议签字的关键时刻，正值蒋经国在苏联进行这次访问。斯大林遂应蒋介石的要求，对起义者施加影响，使起义者在和平协议上签了字。
新疆和平协议的签订是蒋经国此次莫斯科之行的最大成果。
关于东北问题。这是蒋经国与斯大林讨论的重点。由于苏联已经开始协助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行政，所以蒋经国并未向斯大林提出这一问题。两人讨论的重点是当时正在进行的中苏在东北的经济合作，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门户开放”问题。
因斯大林想在东北撤军前完成东北经济合作谈判，他询问蒋经国：中国是否不再要求苏联延期撤军。蒋经国答道，“延期到1946年2月1日撤出苏军的请求是最后一次”。这就是说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东北经济合作谈判必须完成。
蒋经国完全清楚东北在整个中苏关系中的分量。他主动转述蒋介石的意思：“满洲永远不会成为反对苏联的基地。中国军队开往满洲只是为了维持当地秩序。中国政府不准备在与苏联的边界上驻军”。“苏联与东北的边界就像美国与加拿大的边界一样”（不设防边界）。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
关于东北经济，“蒋介石建议坚持门户开放政策，但在经济中为苏联保持主导地位”。蒋经国所谓的在东北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含义，就是把美国资本和美国人放进东北。这是斯大林最担心的事情。当蒋经国问斯大林对中国的满洲政策有什么要求时，斯大林利用这次会见的机会十分明确地和盘托出了苏联要求的底线：东北决不允许“第三者”入内。
针对蒋经国提到的门户开放政策这段话，斯大林说：“外国想让苏联打开门户，苏联政府让他们见鬼去。但是，中国是个弱国，只能同意形式上的门户开放政策。门户开放是对半殖民地国家的一贯要求……美国人曾向苏联政府提出将门户开放政策运用于满洲。苏联政府答复说，苏联政府不是满洲的主人，关于此事应该去找中国。美国人对这种答复感到十分震惊，但还是容忍了”。
斯大林这番话是明白无误地告诉蒋经国，中国是否对美国门户开放苏联不管，但要想将满洲对美国开放，决不答应。
东北日资企业接收交涉接着谈关于东北经济合作问题。
苏联将日资企业作为战利品据为己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将所有企业一律合营。因此，如何处理东北日资产业，对中苏双方都是进行东北经济合作的重要前提。
苏联将日资产业当作红军的战利品，中国则认为是日本赔偿中国损失的一部分。这一严重分歧是东北经济合作谈判遇到的第一个障碍。
蒋经国转达蒋介石的建议说，为避免把东北企业作为苏联战利品在中国居民中引起不良印象，蒋介石建议换一种方式：中国政府出于重视中苏关系的考虑，把全部企业的一半移交苏联，因为苏军消灭了日本关东军，并因此遭受了损失。
斯大林坚持，必须将最重要的企业全部实行垄断性的合营；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避免第三者(主要是美国)进入东北。
斯大林以对波兰为例说，苏联把在波兰的德国企业宣布为战利品，把一半留给波兰，对中国也应如此，一半给中国，另一半归苏联，作为苏联与中国合资股份。因为战争法就是如此。有些国家利用它，有些国家不用它。
斯大林的主张，就双方最终占有份额而论，与中方主张没有区别，各自均主张把东北日资企业的一半给予对方。但最起码的道理则是，日资产业的所有权到底归谁，这个问题决定着当时中苏东北经济合作的性质，是平等的经济合作，还是不平等的经济合作；是一般的经济合作，还是垄断性的经济合作。如果所有权归中国，那么苏联拆卸和搬运东北机器设备的所有行为均属非法，苏联也没有充足理由对东北经济实行垄断性的合作，这是斯大林绝不会答应的。因此，他虽说考虑蒋介石的建议，“并做得使中国丝毫不感到屈辱”。
但在第二次与蒋经国谈话时，就以苏联军人感到“屈辱”为由，拒绝蒋经国的要求，依然坚持东北日资企业为苏军的战利品。这样，苏军大肆拆运东北机器设备就“合法化”了。
当时，蒋经国本想从斯大林那里为蒋介石挽回一点面子，却被斯大林给顶了回来。斯大林的表态就是最后裁决，此后在东北经济合作谈判中，中方没有再坚持让苏联收回关于“战利品问题”的说法。
在合资方式上，蒋经国说，中国不想像日本统治时期那样，只成立一个垄断性的公司，经营所有合办企业，而是根据不同行业，成立几个公司。斯大林答应考虑。
蒋经国主张，将签订合同的时间定在苏军撤退之后。
斯大林说：“谈判现在就可以继续进行，协议可以晚些时候签订，但越快越好，以免财产可能继续遭到盗窃”；他接着说，苏联统帅部取走一些装备，但不会妨碍工厂恢复运作。
蒋经国
实际上，斯大林是向蒋经国发出警告，如不按苏方要求尽快达成协议，东北现有的机器设备也可能保不住。
蒋经国结束这两次谈话后，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月5日离开莫斯科，经迪化回重庆，尽管国民政府在接收东北时遇到驻东北苏军设置的重重障碍，蒋苏关系的发展并不顺利，但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蒋介石还没有确定死心塌地地跟随着美国走，执行彻底的反苏的路线。
蒋经国访苏成果蒋介石派蒋经国访苏确实想尽量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寻求对苏关系与对美关系的平衡。
蒋经国在同斯大林谈话中尽量与美国拉开一定的距离，多次说中国要保持政策上独立自主，一再解释进入华北的美军，一旦解除日军武装就撤出中国；并表示出对中共宽容姿态，想借助苏联的手限制中共，最实际和最紧迫的就是让苏军把东北最重要的地盘（因为完完整整把东北交出已是不可能了）交出来。这总比与中共大打起来为好。
从苏联方面来说，也不愿意让蒋介石完全倒向美国方面。因为当时尚看不出中共取得全国政权的可能，如果蒋介石完全倒向美国，苏联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所得到的权益也难以保证，所以从苏联方面来说，中美关系成为斯大林谈话的重点。
作为这次访苏的实际成果，蒋经国带回一封斯大林致蒋介石的信。斯大林在信中重申对蒋经国谈的他处理中苏关系原则。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
斯大林写道：“我希望我们两国关系按照苏中条约的精神发展，今后我将经常予以关注。不久前在莫斯科结束的三国外长会议取得了有益成果，并应特别指出，会议有助于解决对中苏两国均有十分重大意义的战后远东问题。”
斯大林的复信用的是外交辞令，对蒋介石特别关注的由苏联调整国共关系问题未作任何表示，说明蒋经国此行所抱的政治目的并未达到。但蒋经国此行正值苏联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国民政府接收东北时期，新疆三区事件也已和平解决（达成了和平协议），蒋经国与斯大林的会谈毕竟营造了蒋苏关系改善的气氛。
但这种气氛很快就被全国学生抗议大游行扫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