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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时期上层文化精英的“盛世”与底层民众的血泪

这便是历史的复杂面相,上层文化精英的所谓“盛世”,总是难以掩尽底层民众的斑斑血泪。曾经有一段时间,出现了一股美化民国的风

这便是历史的复杂面相,上层文化精英的所谓“盛世”,总是难以掩尽底层民众的斑斑血泪。

曾经有一段时间,出现了一股美化民国的风潮。

文化开放包容,大师辈出,北洋军阀们互相通起电报来,温文尔雅,之乎者也。

大家都很珍惜自己的名声,争斗中都留有余地,不赶尽杀绝。

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袁世凯,都不敢把国学大师怎么样云云。

这样说,也对,也不对。

在文化上或许民国是一个值得称颂的时代,但在广袤的乡村,尤其是某些省份,却陷入了民流为匪、匪招安为兵,兵又祸民的底层互害怪圈。

今天就来聊一聊北洋时期军纪废弛、为祸河南陕西,颇具代表性的地方军阀部队————镇嵩军。

镇嵩军的基干,是河南西部地区王天纵的一股绿林武装(匪的一种比较文明的称呼)。1911年辛亥革命时,同盟会的刘镇华等人奔走联络,响应武昌起义,编为陕西起义军。

1912年陕西裁军,该部本应在被裁之列。

时任河南都督张镇芳,因豫西一带动荡不安,经协商将其编为豫西地方部队,分驻22个县,维持地方治安。

因为驻地靠近嵩山,兵员又以嵩山附近各县人占多数,所以叫“镇嵩军”。

到1922年,刘镇华出任陕西督军,不断收编“绿林武装”,镇嵩军达到十万多人,是该部的鼎盛时期。

镇嵩军被百姓称为“兵匪”、“嵩匪”,说“贼木梳,兵蓖子”,蓖子比木梳齿密,就是说贼过如梳,兵过如蓖,论搜括,镇嵩军比土匪还厉害。

派粮派款,征物拉夫,敲诈勒索啥的,这在北洋时代不算稀奇,下面说有这些是镇嵩军特有的、有代表性的。

整团整营的集体抢劫行为

1924年11月,镇嵩军攻入华阴,将城内城外的牲畜、粮米、钱财衣物抢劫一空,事后统计仅一个乡,就损失牲口300余头,棉花2万多斤,现洋2万多元,烟土1.8万余两(《陕局啜泣录》)。

1925年,憨玉珍部近2万人攻陷陕西商县龙驹寨,将方圆数十里内各个村庄都洗劫一遍。听说群众将贵重家私藏在某山洞后,前往并发炮轰击山洞,威逼诱骗,后派士兵进洞,搬运了整整一个昼夜(《商州文史资料》第9辑)。

这些事实都证明,镇嵩军的抢劫不是官兵个人或是小团体行为,而是部队的集体行为。

作为维持地方治安的武装力量,这种行为对地方造成的大面积恐慌以及危害,都是非常严重的。

屠杀民众

如果说抢劫是因为饷粮不继,那些因久攻城池不下或遭到民团、红枪会等组织反抗,而滥杀无辜以报复泄愤,则赤裸裸地显示了其凶残本性 ,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镇嵩军郭金榜部驻扎陕西镇安期间,为报复群众反抗,“纵火烧房300余间,杀害群众5000余人,竟残暴地剖孕妇腹,小儿两腿劈开”(《镇安县志》)。

基本和禽兽没有分别了。

贩卖妇女

1923年11月间,镇嵩军在蓝田、镇安、山阳等县交界处,将数百名青年妇女贩卖至河南。据各类文献记载,1926年潼关、华县、华阴等地每日也有大量妇女被镇嵩军贩卖到河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 《大公报》1926年10月2日)

至于其它勾结土匪、种毒贩毒、暴力逼款等集体匪化行为,不胜枚举。

镇嵩军财政状况一向不佳,经常受到其他部队的歧视,当地有民谣:“穷巡防,富陆军,好汉爷爷是毅军,要饭花子镇嵩军”。

1926年镇嵩军围攻西安近八个月未能攻破(著名的“二虎守长安”),撤退到河南,军心涣散,饷械皆难。

整整一年,镇嵩军士兵得到的饷钱是四元钱,外加一个石榴。

在北洋军阀时期,镇嵩军这种情形并非个例。

这是由北洋时期的财政困局决定的,税收体系破碎,军费支出畸形膨胀,军队的欠饷严重化和常态化。

作为一名士兵,当粮饷断绝,意味着他们“合法”的生存途径已被关闭。

而作为军官,为了维持部队不散,往往会默许甚至纵容部下的劫掠行为。

这便是历史的复杂面相,上层文化精英的所谓“盛世”,总是难以掩尽底层民众的斑斑血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