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的钢铁车间里一向充满紧绷气息。最近包钢轰轰烈烈地开完整顿大会，紧接着，一道针对一线工人的新禁令无声落地：手机、录音笔从此一律收缴，理由说是分心影响安全操作。乍听之下，似乎是在维护工作秩序，其实更多让人联想起鸵鸟政策。如果深夜设备警报突发，工人无法第一时间使用通讯工具，是要靠大声呼喊互相传递，还是无助地奔跑数百米去通知主管？在需要分秒必争的时候，通信受限无疑增加了危险，而非减少了事故隐患。
这种治理思路并非首次出现。早在2019年，辽宁某化工厂也曾严禁一线工人带手机，结果关键时刻信息传递延误，事故处置效率大打折扣，反而引来舆论质疑。再往前追溯，安徽某矿区同样由于通信限制，救援通报出现纰漏，引发重大责任追究。回头看，这些规定或许出于好意，可执行之后，问题被掩盖了，风险却暴露得更彻底。可笑在于，办公室里的部门人员却依然自如使用手机，决策层的生活丝毫未变，层级对立感一目了然。
工人多半明白，管理当局并没有从流程或培训等实质环节下功夫，只是简单粗暴堵上了底层声音。与其说是推动安全生产，不如说是舍本逐末，用表面文章交差。有人辩称，其实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总要做出让步和权衡。不过事实证明，信息壁垒往往带来更难控制的次生隐患，而真正被束缚手脚的，只会是一线干活的人。
这些年，工业安全治理屡屡走进类似死胡同。一味收紧基层权利，只会让本已复杂的生产现场雪上加霜。信息堵塞的代价，最终让第一批遇险者承担，最早需要求助的人沉默，最晚获知警情的人却拥有决定权。如果视管理为只需堵嘴、禁言——终究是把问题留给了现场，把演出献给了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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