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夏曦，很多人脑里的第一印象就是“疯狂”，他曾在湘鄂西苏区对自己人下狠手，段德昌、孙德清、万涛、胡慎己等众多高级干部不幸遇害，以至于1955年时红二军团都难挑出几个代表。

但，人都是复杂的。客观而言，夏曦在革命的大方向上也是很坚定的，为组织也做出过贡献，与之共事过的萧克上将晚年就评价他“两头好，中间差”。

这个中间，自然指的是在湘鄂西苏区那段日子。两头则是夏曦参加革命之初，以及转移作战之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做出改变。

作为一个有争议的干部，夏曦身上的很多事情都带有谜团，甚至身故也是如此。如今网上有个说法是他在贵州毕节一带溺水，身边有不少人，但因心怀恨意眼睁睁看着沉下去。真是如此吗？

一位了解内情的开国少将却道出了不同答案。

其实夏曦早期正如萧克所言，是非常优秀的，出生于湖南益阳的他，1917年考入湖南第一师范。

在校内，他跟毛主席都是进步的代表，两人都在新民学会、携手创建“救国十人团”、参与领导湖南境内的“五四运动”、同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者。

1921年，参加完“一大”的毛主席由沪回湘建党，湖南支部于10月10日正式成立，夏曦和郭亮同时加入，都称得上是元老级别。

1922年初，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毛主席的力荐下，夏曦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参加，获得了列宁的接见。

同年回国后，他一直在湖南开展革命运动，造成的影响很大，吸引了许多进步青年进入组织。

国共合作后，夏曦因表现出色，在党内党外的地位都很高，1926年国民党“二大”上，夏曦和毛主席都被选为候补中央执委，1927年中共“五大”后，他又当选为湖南省委书记，这些经历完全称得上年轻有为。

不过他担任湖南省委书记没多久，反动军阀发动了“马日事变”，被很多湘人熟悉的夏曦难以在湖南立足，就转到武汉从事地下活动，紧接着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起义失败后，他辗转上海、浙江等地，还担任过浙江省委书记，只是在1928年，他遇到了一件改变一生的大事——奉命去莫斯科参加六大。

参会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彼时陈绍禹正在莫斯科拉帮结派，企图遥控中国革命。

夏曦一开始对其持反对态度，但后来陈绍禹一伙攻击他，把他压服了，于是，夏曦成了“二十八个半”之一，奉命主政湘鄂西后左得厉害。

1931年3月，候补中央委员夏曦被派往湘鄂西苏区，出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

虽然是空降，但夏曦拥有苏区的最高权力，一开始他还是能脚踏实地，开辟根据地、加强建设、扩红等工作都干得有声有色，得到大家的认可。

奈何随着陈绍禹“左”倾路线的推进，夏曦也变得盲目，造成了很多悲剧，原本实力强大的洪湖苏区被迫放弃，如段德昌这样的一大批优秀同志也不幸被错杀。

1934年10月末，红六军团赶来会师，次月的永顺会议上，夏曦遭到众人的批评，领导职务也被撤销，分配到地方上去做群众工作。

遵义会议后，任弼时致电中央说明了近期部队的发展，并提及夏曦的情况。没多久中央回电，批评了夏曦的错误，不过也建议要从教育出发，希望让夏曦继续留在领导岗位上、允许他在实际工作中纠正错误。

根据这一指示，夏曦重新出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配合军团长萧克做工作。

职务的起伏让夏曦认真思考了过去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他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用实际行动赢得了红六军团全体指战员的认可。

部队转战的过程中伤员很多，夏曦经常会去战地医院看望，对医院干部说：“我们一定解决好伤员问题。受伤的同志都是有功之人，我在湘鄂西太对不起同志们了，这是我还不了的账，不能再让我有负于伤员啊！”

能说出这种话，可见夏曦还是有改过之心的，很多红六军团的人因为没经历过当初的运动，对夏曦的感观都不错，觉得他是一位出色的政工干部。

所以，后来都在红六军团的夏曦，不可能像传闻中那样别人见死不救，毕竟当时他身边的都是红六军团的人。那，他究竟是死于何种原因呢？这就要说到当初的改编土匪事宜了。

1936年初红军攻克毕节后，得到一个喘息时间，为了扩充革命力量，夏曦等政工干部并未休整，而是四处奔走进行宣传。

当年贵州因为地理环境问题，有着不少地方武装，夏曦作为收编地方武装的负责人，很多工作都是他上门完成的。他先说服了辛亥革命元老周素园，邀请后者出山，随后以周素园为号召的“贵州抗日救国军”成立。

有了这个名头后，夏曦又接连去劝导了几支武装势力，取得不错的效果，“贵州抗日救国军”建制下也发展出几个支队。但，第一支队的席大明纯属是想骗红军的武器装备。

在红6军团担任特派员的袁福生（开国少将）是此次事件的亲历者，晚年他在撰写回忆录时说：“其中有一股是伪降，企图骗取我们发给他们武器弹药和被服，然后仍然拉队为匪。”

具体的情况就是，1936年2月国民党派遣大军进攻毕业后，红军选择撤离，夏曦发现政治部一位李姓干部“失踪”了，连忙派人去找。

好不容易把人找到后，李姓干部报告说：“我去席大明部做动员工作，他们说什么都不愿意离开家乡”。

夏曦想到眼下红军人数少，任何一股力量都不应轻易放弃，就自己带了两个警卫员，想要劝说席大明及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跟着红军主力走。

他们去第一支队驻地要过河，过了河往山上爬时，席大明突然叫人开枪。此举让夏曦明白，人是拉不走了，只好跟警卫员又折返。

但走到渡口时，他们来时的船竟不见了。席大明部又在后面追，越来越近的脚步声让夏曦等人来不及思考，只好一头扎进水里。

夏曦不会游泳，两名警卫员一前一后又拖又拉地带着他往岸边去，但突然一个浪头打来，汹涌的水势将三人分开，最后只有一个警卫员上了岸。

死里逃生的警卫员赶回指挥部报告。红6军团指挥部马上让保卫局派人去寻找。袁福生当时就在保卫局工作，正好参与了搜救。他后来回忆：

“赶到河边，土匪已经逃走了。我们在河里找到了夏曦同志和警卫员的尸首。”

建国以后，组织多番寻找夏曦的埋骨之地，最终经过走访认定就葬在他牺牲地七星关河畔。1956年，毕节县对夏曦安葬处进行修整，还建起高大纪念碑。

1986年，夏曦牺牲50周年，他的遗骨被迁葬至毕节烈士陵园。他的经历，还真的像萧克所说那样，“两头好，中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