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是红军中最年轻的方面军总指挥之一。1931年11月，年仅30岁的他便执掌红四方面军，统率3万余大军，其麾下部队以“狠、硬、快、猛、活”的战斗风格著称。他以前在黄埔军校的老师、同学与他战场上对垒，无一不成为他的手下败将。无论是在红军中还是在敌人中，徐向前的声望极高。

但是，1937年红军改编八路军后，徐向前在抗战时期名气就渐渐落下来了，远远不及红军时期有名气。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29师时，徐帅由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改任八路军129师副师长，这使得129师的军事决策权，实际上由师长刘伯承掌握。据《八路军129师组织沿革》记载：1937—1940年间，129师发起团级以上战斗127次，其中由徐向前独立指挥的仅4次（含1938年响堂铺伏击战）。其中，1938年4月长乐村战斗期间，徐帅提出"集中主力打歼灭战"方案，因与师部"分散游击"方针冲突被否决（见《刘伯承军事文选》批注）。

后来，徐向前离开师部，去了冀南。1940年在冀南反“扫荡”时，徐帅的作战建议需经师党委集体表决，因此多次导致战机延误（据《徐向前工作笔记》1940年3月记录）。

可以说，徐帅在129师的副职地位，大大限制了他军事指挥能力在抗战中的最大发挥，也使得他的影响力逐渐减弱。

1939年6月，毛主席把徐帅调往山东，希望他在军事上发挥其作用。但是，徐向前去了山东之后，还是没有能够显示出他军事上的巨大才华——主要是军政协调难的问题限制了他的军事才华的发挥。

徐向前在山东上任后实际上面临三重制约：

一是兵力分散：山东纵队2.5万人分散在115个县，单支部队最大建制仅营级（1940年统计）。1940年3月孙祖战斗，徐向前调集3个团围攻日军，因协调不畅，导致日军突围。

二是指挥权争议：八路军115师实际上受延安直接领导，不受徐帅的指挥。1940年9月桃峪会议上，徐向前提出"集中整军"方案，希望把部队整合起来。《罗荣桓传》记载：

“与会者对第一一五师入鲁以来的工作，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讨论中也反映出一些不同的认识。主要是集中在对山东形势的估计，以及如何贯彻以游击战为主的方针的问题上。有的领导人认为，自己一方在山东的武装力量已能同日伪军相持，同国民党军队比较，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初步取得了优势。八路军控制的地区已占全省的60％，人口也占50％。基于对形势的这种过于乐观的估计，便倾向于强调建设正规化的主力兵团，打大仗，打运动战（或称运动游击战）；而对于坚持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却不够重视，也缺乏更充分的准备。罗荣桓不赞成对形势过于乐观的估计。他从山东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八路军对敌伪军还是劣势，对国民党军也没有形成优势。他认为，在当时组建正规兵团，打运动战的条件尚不成熟，应坚持进行游击战。”

由于罗荣桓等人的反对，徐帅“集中整军”从而组建大兵团的计划流产。

1940年6月，在沂蒙反“扫荡”中，徐向前采用"游击战术"保存了70%主力，但因未歼敌主力，被延安批评"消极避战"（见中央军委1940年7月电文）。

随后，徐向前被调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

8月，徐向前突发胸膜炎，八路军总部卫生部长钱信忠诊断记录显示"持续低烧、胸腔积液"，1941年3月X光片确认他胸膜粘连。因此，回到延安后，徐向前主要是养病。其间，他也参与了一些军事决策，如他曾提出"晋冀豫联防建议"，因不了解前线变化而被搁置。在养病期间，他出现在高层会议中，但是影响力大大减少。1942-1944年中共核心军事会议记录中，徐向前发言仅记录3次（据中央档案馆会议纪要）。

综上所述，在抗战初期，徐帅因为担任129师副职，所以影响力不大。抗战后期，在延安养病，他较少出头露面，所以影响力更加小了。这就是徐帅在抗战时名气不如红军时期大的原因。陈冠任畅销书《十大元帅：解放军十大统帅鲜为人知的历史》对次有详细记述和深刻解说，该书曾经名列中国军事畅销书热卖榜第一名。（友情提示：该书已出现低价盗版，建议到正规渠道或淘宝网“陈冠任作品书店”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