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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泼斯坦案，终于从司法、阴谋论与八卦，到了“有政治名流愿意在国家制度框架下接受调查”的新阶段，意义重大。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当地时间2月2日，克林顿夫妇同意就爱泼斯坦案接受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问询。

在美国历史上，这是极为罕见的情况。自1983年前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出席国会作证以来，尚无前总统在类似背景下接受国会调查。

这件事情的象征意义是空前的。

名流的阴谋论、八卦，或者单一的司法案件，都属于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克林顿夫妇现在的举动，将爱泼斯坦案第一次正面拉入美国的政治体制：国会监督权、行政权、司法系统，以及党派之间的权力交集。

因此，这是一场综合性的、复杂的、国家级的博弈。

国会监督权是美国国家制度当中一个最富有中立色彩、也最严厉的工具。

国会监督权是独立的，它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力量，是与立法权并列的最高权力之一。国会可以通过传票、听证会等严格透明的程序，要求机构、官员或者个人、前任政府官员，当面解释一些必须公开的事件细节和真相。

如果其中被证实有谎言，法律代价会非常大。

国会监督权作为一个单独的权力模式，它最初的目的是制衡行政权。因为行政权直接受到总统和政府官员的行使，很容易就变得不受控制。国会监督权就是在有必要的时候，对这些官员的行为进行质询和监督，从而形成一种制约。

一开始，这次的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是由特朗普的共和党主导，这样的话，调查路径与处理方式很难避免带有党派之争的色彩，也就很容易失去公允。

所以，克林顿夫妇一开始都是拒绝的，理由是“传票无效”或者认为程序方面有瑕疵。

他们的逻辑在于：你行使监督权是可以的，但程序和使用这个权力的方式有失偏颇，所以我们不接受。

不过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些民主党议员开始倒戈，他们并没有一味站队在民主党出身的克林顿夫妇这边，而是支持推进“藐视国会”的程序——这个程序就是为了防止国会监督权被受调查者无视和拒绝。

这就是为什么克林顿夫妇会同意出庭——随着民主党内的力量也开始针对他们，他们必须要接受“调查已经不再是党争武器而是制度共识”这个结果。

不过政治就是政治，背后的细节考量，还是难以脱离党争。

首先一个问题就在于，爱泼斯坦案已经如此之久了，一直在被全世界关注，但为什么会在最近重新开始一波“高潮”？

直接的原因就是今年下半年将会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

现在，已经进入了中期选举的最后准备阶段，共和党在此时推动克林顿夫妇的被调查程序，对于民主党的声誉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所以爱泼斯坦案成了美国总统选举周期当中，两党经常会“拿来用一用”的武器。

那么民主党为什么会出现倒戈？他们难道不在乎自己的党派声誉？

一方面是因为，民主党人内部确实存在一些希望推进爱泼斯坦案、调查最高权力层的力量，他们推动了这个进程；另一个方面是，民主党选择“对自己开刀”，有时候比一味地拒绝调查要好，因为只有一个党派尊重美国的制度信誉，才能得到大部分民众的支持，如果一味地维护党派力量而不尊重国家调查制度，可能会导致民主党更大的信用坍塌。

司法部近期选择持续公开数百万页爱泼斯坦案文件，是在执行《爱泼斯坦档案透明法案》，不过，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点，披露的方式与频率，背后也有党争的影子。

这种碎片化的、一点一点的披露方式，更像是在制造话题而不是给出结论。公众面对这种碎片式释放出来的“打码真相”，也很难真正知道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对于涉及权力斗争的人物来说，这些信息碎片就是持续的声誉打击。

无论如何，克林顿夫妇的决定，是美国历史上又一个新的重要节点。

美国的立国之本，在于它的制度设计。对于国会来说，推进这个调查是在以最典型的方式执行美国最核心的权力设计——独立监督权。

爱泼斯坦案因为涉及的真相过于隐秘、政治力量过于复杂，它早已远远脱离了一个简单的政治黑幕或者司法案件，而是代表了美国制度本身的坚韧程度。

所以，爱泼斯坦案既是美国制度信任冲击的那个冲击，同时又是美国捍卫自己制度信用的一个机会窗口。

在美国社会面临撕裂、两党党争越来越激烈的时代，爱泼斯坦案如果能在此次的国会监督调查中真正给予公众一个相对完整的答案，就是美国制度信用的一次自我确认。

但如果国会监督权的行使依然流于形式，“程序正义”这个美国体制的地基也开始损毁，那么爱泼斯坦案又会成为美国体制新的一重打击。

无论如何，我们都正在见证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