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夏，时任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的叶剑英接到了一份报告。

解放军某部炮团参谋杨仲明在东南沿海一次岛屿作战中不幸负重伤，后来被送到了广州医院接受治疗，本来经过医生两个月的调理，已经逐渐康复。

不料在一天傍晚的时候，杨仲明独自一人摇着轮椅在走廊，途径楼梯口时，不知道被什么人推了一把，连人带轮椅摔下了楼梯，因为摔伤颇为严重，杨仲明当晚便因为抢救无效而死亡。

叶剑英在看了这份报告后十分生气，不光因为杨仲明是1933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而是因为这是在广州医院连续发生的第四起功勋重伤员被害的案件。

同年6月27日，叶剑英批示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调查此案，并要求时任中共华南分局社会部部长兼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广州市公安局局长的陈泊，要在十日内侦破此案：

“国民党反动派特务这样残杀我们的战士，简直是卑鄙之极、猖狂之极，必须尽快打掉他们的嚣张气焰。”

陈泊在延安时期就大名鼎鼎，曾因破获了军统“汉中特训班”而闻名，一直有着红色福尔摩斯之称。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后，叶剑英被调去出任广东省委书记，他一上任，便写信给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陈正人，要求他把时任江西省公安厅厅长的陈泊调来。

应该指出的是，叶剑英之所以如此急迫调陈泊来广州，主要也是因为解放之初的广州形势很复杂。

广州乃至整个广东省作为中国近代革命的大本营，历来就是国民党当局重视的地方，根据资料记载，至广东全省解放后，仅就初步统计，就有5000多名潜伏特务，这其中光是广州就有3600多人，至于一般的土匪，那就更多，全省保守估计总计有4万多土匪，而盘踞在广州周边的有一万多人。

除了潜伏搞破坏外，国民党特务最热衷的就是刺杀我党军政高官，根据党史学者孟红撰文所述，国民党当时曾开出“暗杀一个部长，奖励十根金条”的价码。尤其是后来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自以为反攻大陆时机成熟，更是派出了大量的特务。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叶剑英，为了躲避敌特暗杀，不得不连续搬家，至1952年时，毛主席还指示叶剑英，要求他不要在公开场合露面。

整个1950年，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针对叶剑英的暗杀几乎是层出不穷，有扔炸弹的，还有往食物里投毒的，根据捕获的敌特交代，他们出于担心制定单一计划不成功，甚至还制定了连环的计划。

也正因为如此，叶剑英才急调陈泊来广州，负责敌特案件。

在几乎很短的时间里，陈泊率领的广州市公安局便成为打击敌特的一支精干力量，连续破获敌特多次破坏案，后来叶剑英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

“广州市潜伏的敌特力量迅速得到肃清社会治安得到根本安定，与陈泊同志的领导和努力是分不开关系的。”

1950年春，由于东南沿海战事未平息，野战医院因为条件有限，无法收治大批伤员，因此广东、福建两省不少大中型的医院都承担了相应的任务收治伤员，然而这也给了敌特可趁之机。

根据资料记载，在杨仲明之前，广州中央医院已经连续发生了三起命案。

敌特第一次下手，就杀害了福建前线某部二连排长曾献余。

曾献余是个战斗英雄，在解放嵊泗列岛战役中，率领全排30多名战士坚守滩头阵地，自身负了五处战伤，其中一个子弹贯穿骨盆，整个阴部以及下半身全都是血，人被送到广州中央医院的时候，已经是性命垂危。

医生赶紧为曾献余动了手术，才算是保住了他的命，但因为失血过多，不得不持续输血保命。

本来只要过了这一晚上，曾献余就能保住性命，不料就在当夜，敌特趁护士上厕所之际，悄悄潜入病房，拔掉了曾献余的输血管。

等到护士回到病房的时候，曾献余已经停止了呼吸，输血管里流出的血浸满了被褥。

敌特第二次下手，杀害了两人，一个是福州前线某部战士段雨东，一个是解放大陈岛负伤的曾鸣涧。

段雨东和曾献余一样，都是在解放嵊泗列岛战役战役中负伤，在一次战斗胜利后，段雨东随大部队追击残敌，不慎被敌人一颗子弹击中了腹部，他踉跄的站起来追敌人，但因为伤势太重，随后再次负伤晕了过去。

等到战友发现段雨东时，他已经满脸是血的倒在战场上，腹部连肠子也流出来。好在还有呼吸。

战友们七手八脚的把段雨东抬到了医院，并含着泪叮嘱医护人员：

“求求你们，一定要想法把他救活，一定要把他救活！他今年才刚刚十七岁！”

曾鸣涧是在大陈岛附近搜索残敌时，没注意敌人的暗堡射出来的子弹，几乎是在一刹那，曾鸣涧便身中数弹，被送下火线时，医生发现他四根肋骨被打断。

不过万幸的是，曾鸣涧在被简单救治后，幸运的活了下来，后来被送到了后方。

段雨东、曾鸣涧两人都是同时被送到广州中央医院，并接受手术治疗，手术过程十分顺利，之后被安排到同一间病房。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两人竟然在同一天夜晚，一同被害。

第二天早上，负责巡查的护士来到段雨东两人的病房，发现病房内凌乱不堪，输液架都被推倒在地，再看两人，发现他们都被枕头蒙住头部，窒息身亡了。

至杨仲明遇害后，鉴于广州中央医院接连发生血案，时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陈泊立即介入调查。

陈泊以过往的经验推断，凶手或者说是敌特不可能是外来的人，一定是潜伏在医院仲，而且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有组织有预谋的数人小组。

为了不惊动医院的敌特，陈泊派人伪装成伤员混进了医院，伺机摸排情况。

在经过一段时间摸排后，一个护士进入了专案组视线。

根据医院一个护士余丹的说法，曾献余排长遇害的当晚，她负责值班，当天晚上她曾见到一个叫傅亚蓉的护士，但当天并不是她负责值班。

不仅仅是余丹，因为在后来调查中，医院还有人称，在曾献余排长住院那段时间，傅亚蓉去过曾排长所在的重症病房，出来后还慌里慌张的，踢翻了楼梯拐角的痰盂。

从傅亚蓉的个人经历来看，又不像是敌特。

傅亚蓉的父亲在解放前是一家当铺的老板，家境也算是富裕，不过，她的母亲并不是个很安分的人。

1949年解放前夕，傅亚蓉的母亲抛弃了家庭，据说是跟一个国民党军官跑了，此后什么情况，没人清楚，傅亚蓉的父亲则是丢下女儿，裹挟着全部的资产逃到了香港，不久后又逃到了马来西亚，继续经商。

傅亚蓉一下成了个无依无靠的人，后来才进入广州中央医院当护士。

陈泊在经过简单调查后，基本上排除了傅亚蓉作案的可能，因为傅亚蓉是瘦瘦小小的女子，不像是个能狠下杀手的人。

不过，傅亚蓉虽然被排除了作案嫌疑，但也并不能说明她就没问题。

专案组跟踪调查了傅亚蓉几天，还是发现了一些不对劲。

傅亚蓉在医院里，和同医院门诊部X光室透视师孔钰走的很近，并且经常是一个人去孔钰的科室，每次一进去，两人就关上门，也不知道他们在里面干什么，两人之间似乎存在不正当的关系。

根据公安机关调查，孔钰这个人的经历是比较复杂的，此人在解放前曾去日本留过学，在国民党军中当过军医。

医院里的工作人员也称，平素孔钰很低调，基本上不和什么人来往，不过有人注意到，在曾献余四人遇害的那段时间，孔钰几次下班后都没回家，并且科室里也常常有一些陌生人进去，每次这些人以来，孔钰就神神秘秘的把门关上，说是要单独“诊疗”。

与孔钰来往比较多的一些医生护士，行迹上多少有些可疑，他们彼此串联，似乎在密谋什么。

有鉴于此，陈泊决定来一次“请君入瓮”，在医院营造外松内紧的氛围，诱敌特在医院出手，这么一手，后来果然出了奇效。

1950年7月2日深夜，几个黑影从孔钰的X光室窜出，随后消失不见，不一会儿的功夫，孔钰的x光室便燃起了熊熊大火。

就在医院值班人员忙着救火之际，那几个黑影悄悄摸上了病房楼层，而那个楼层，正是住着解放军伤员的。

不过，就在几名特务志得意满之际，病房里却突然传来一声断喝：

“不许动！”

埋伏在病房里的公安干警打开手电，并用枪指着窜进病房里的陌生人，只见两人都是身穿白大褂，戴着口罩，显然是不想让人知道他们的身份。

见行迹已经暴露，两个特务也转头就跑。

就在这个时候，医院里潜伏的特务为了掩护同伴，也开始开枪，闹了整整一个晚上，直至天明时分，医院才归于平静。

不过，令特务们也没想到的是，在陈泊的安排下，公安机关干警早就在医院四周围张网待捕，几十名特务一窜出医院，就被我公安干警顺势拿下。

陈泊带着公安干警连夜搜捕，一共在广州中央医院抓获了23名特务，并缴获各式短枪十七支、卡宾枪四支。

根据被俘的人员交代，他们都是隶属于“广州人民反共救国总队第二大队”，这其中也包括了医院X光室的透视师孔钰以及住院部四区傅亚蓉、护士刘一君等人。

有些遗憾的是，敌特首脑，“广州人民反共救国总队第二大队”的大队长、医院内一科主治医师冯海居然逃了出去，就连孔钰也下落不明。

不过，即便冯海、孔钰再狡猾，也逃不过抓捕。

当时，这个“广州人民反共救国总队在全市各医院、单位潜伏者众多，随着搜捕逐渐扩大，冯海、孔钰也相继落网。

有意思的是，作为一手指挥残害我重伤员的敌特首脑冯海，至被捕也不悔过，甚至还威胁我公安干警：

“等着吧，不出三个月，蒋委员长的军队就会打回大陆，到时候，你们还得乖乖地交出广州。”

叶剑英听说这一情况后，还特意批示：

“那就让他们多活三个月，看看老蒋会不会打过来。”

果不其然，三个月之期到后，国民党当局并未如愿反攻，这时候冯海等一众特务才着了急。

1950年某月28日，广州市军管会召开公审大会，将冯海、孔钰等23名特务全部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