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一代水师名将、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在任上病逝，享年七十五岁。这位以平定台湾、巩固海防名垂青史的清初重臣，最终以“太子少傅”的荣衔落幕，获谥“襄壮”，清廷特赐祭葬，以表彰其不朽功勋。施琅的一生，始终与东南海疆的风云变幻紧密相连，充满了阵营抉择的挣扎、仕途沉浮的坎坷与建功立业的豪情：他早年投身郑芝龙麾下，后随郑成功抗清，却因嫌隙反目，家人惨遭屠戮，最终背郑降清；降清后，他凭借卓越的水师指挥才能，屡次重创郑氏部队，却因清廷对台策略摇摆，长期壮志难酬；直至康熙朝中期，他力排众议，以花甲之年领兵渡海，一举攻克澎湖、招抚台湾，结束了海峡两岸二十余年的分裂局面；台湾归附后，他又以深远的战略眼光，坚决反对弃台之议，推动清廷设立行政机构，奠定了台湾纳入中央管辖的历史基础。从郑军骁将到清军水师提督，从家仇难平到以国为重，施琅的人生轨迹，既彰显了一位军事将领的卓越才干与宽阔胸襟，也折射出清初统一大业进程中的复杂博弈与历史必然。解读施琅，便是解读清初东南海防的艰难构建，解读一位乱世武将的家国情怀与历史担当，解读国家统一进程中个人命运与时代潮流的深刻交织。
《清史稿·施琅传》记载：“施琅，字琢公，福建晋江人。初为明总兵郑芝龙部下左冲锋。顺治三年，芝龙降清，琅从之。从征广东，戡定顺德、东莞、三水、新宁诸县。郑成功招琅，不从，成功执琅并其家属，琅以计得脱，父大宣、弟显及子侄皆为成功所杀。十三年，从定远大将军济度击败成功于福州，授同安副将。十六年，迁同安总兵。康熙元年，迁水师提督。……二十年，李光地荐琅，上复授琅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谕相机进取台湾。二十二年，疏请攻台，命提督万正色副之，旋以正色为陆路提督，独任琅。”作为清初最杰出的水师将领，施琅的一生始终围绕着东南海疆的安宁与国家的统一展开，他的每一次抉择都与时代潮流紧密相连，每一场征战都为后续的统一大业奠定基础，其军事智慧与家国情怀，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早年从戎：从郑军骁将到阵营抉择
明天启元年（1621年），施琅出生于福建晋江的一个渔民家庭。晋江地处东南沿海，渔业与航海业发达，施琅自幼便与大海为伴，熟悉海洋的潮汐规律与航行技巧，这为他日后成为水师名将埋下了伏笔。明末清初，天下大乱，东南沿海地区战乱频繁，郑芝龙率领的海上武装势力逐渐崛起，成为当地最具影响力的力量。施琅年少时便胸怀大志，渴望在乱世中建功立业，于是投身郑芝龙麾下，成为其麾下的一名将领。
施琅凭借过人的军事天赋与勇敢无畏的作战风格，很快在郑芝龙的部队中崭露头角。他擅长水战，精通海战战术，多次跟随郑芝龙征战，立下了赫赫战功，逐渐晋升为左冲锋，成为郑芝龙麾下的得力干将。顺治三年（1646年），郑芝龙在清军的压力下，决定降清，施琅随之归附清廷，跟随清军出征广东，参与平定顺德、东莞、三水、新宁等县的叛乱，再次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然而，施琅的阵营抉择并未就此稳定。郑芝龙降清后，其儿子郑成功坚决反对，继续率领部众抗清，成为清廷在东南沿海的主要威胁。郑成功深知施琅的水师指挥才能，多次派人招抚施琅，希望他能回归自己麾下。施琅起初坚决拒绝，但此时的清廷对降将并不完全信任，施琅在清军阵营中备受排挤，难以施展抱负。在郑成功的反复招抚与自身境遇的双重影响下，施琅最终选择脱离清廷，投奔郑成功。
投奔郑成功后，施琅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很快成为郑成功的核心将领之一，深受郑成功的器重。他跟随郑成功南征北战，多次击败清军的水师部队，为郑成功的抗清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好景不长，施琅与郑成功之间逐渐产生了嫌隙。施琅性格耿直，做事雷厉风行，不懂得阿谀奉承；而郑成功则刚愎自用，权力欲极强，两人在军事策略与部队管理上多次产生分歧。最终，因一件小事，两人的矛盾彻底爆发。
顺治八年（1651年），施琅因与郑成功的部将曾德发生冲突，将曾德斩杀。曾德是郑成功的亲信，郑成功得知后极为震怒，认为施琅目无军纪、以下犯上，于是下令将施琅及其家属逮捕。施琅深知郑成功的脾气，担心自己性命难保，于是趁乱逃脱。郑成功见施琅逃脱，怒不可遏，下令将施琅的父亲施大宣、弟弟施显以及子侄等家人全部杀害。家人的惨死，让施琅与郑成功之间结下了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也彻底改变了施琅的人生轨迹。走投无路的施琅，再次选择归附清廷，决心借助清廷的力量，为家人报仇雪恨，同时实现自己的建功立业之志。
二、降清建功：水师提督的仕途沉浮
再次归附清廷后，施琅凭借卓越的水师指挥才能，很快得到了清廷的重用。顺治十三年（1656年），施琅跟随定远大将军济度出征福建，在福州击败了郑成功的部队，因战功被授予同安副将一职。同安是福建沿海的重要军事据点，施琅到任后，立即着手整顿军队，加强海防建设，多次击败郑成功部队的进攻，保障了同安地区的安全。
顺治十六年（1659年），施琅因战功晋升为同安总兵。在担任同安总兵期间，施琅更加注重水师的建设与训练。他根据东南沿海的地理环境与海战特点，制定了一套科学的训练方法，提升了水师的战斗力。同时，他还积极收集郑军的情报，了解郑军的布防情况与作战策略，为清廷打击郑军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在施琅的努力下，清廷水师在与郑军的多次交战中逐渐占据上风，郑军的活动范围被逐渐压缩。
康熙元年（1662年），郑成功病逝于台湾，其子郑经继位后继续推行割据政策，屡次率军进犯福建沿海。清廷决心彻底解决台湾问题，遂提拔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右都督衔，命其统筹征台事宜。施琅上任后，立即整合福建水师，修缮战船、补充军械，很快制定出“先取澎湖、再攻台湾”的战略计划。康熙三年（1664年），施琅率军出击，成功夺取浯屿、金门等郑军据点，因功再加靖海将军衔，势力与声望达到新的高度。
然而，施琅的征台之路并未一帆风顺。康熙七年（1668年），他密疏清廷，力陈郑经势力的威胁，主张趁郑军实力未稳立即出兵征台，并详细阐述了“先夺澎湖扼其咽喉，再分兵袭扰台湾南北港口”的作战方略。但此时清廷内部对台策略存在严重分歧，部分大臣认为海疆不宁应以安抚为主，且担心水师出征风险过大，最终未采纳施琅的建议。更令施琅受挫的是，清廷竟以“海疆无事”为由免去其水师提督之职，将其调往京师宿卫，实则剥夺了他的兵权。这一闲置，便是长达十三年的蛰伏期。在京期间，施琅虽身处闲职，却始终心系海疆，密切关注台湾局势的变化，默默积累征台所需的地理、气象与郑军情报，从未放弃收复台湾的志向。
三、重掌帅印：花甲之年的征台筹备
康熙二十年（1681年），台湾局势发生重大变化，郑经病逝后，其子郑克塽年幼继位，权力由权臣刘国轩、冯锡范掌控，郑军内部矛盾重重，势力日渐衰弱。与此同时，清廷已平定三藩之乱，国力强盛，彻底解决台湾问题的时机终于成熟。内阁大学士李光地深知施琅熟悉海疆事务、精通水师战术，向康熙帝极力举荐施琅，称其“必能济事”。康熙帝采纳了李光地的建议，下旨复授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衔，全权负责征台军事行动。
此时的施琅已年过花甲，但重掌帅印的他斗志不减，立即奔赴福建赴任。到任后，他首先面临的便是与福建总督姚启圣的战略分歧：姚启圣主张“剿抚并用”，先以招抚争取郑军归附，若招抚不成再行出兵，且认为应等待冬季北风便于水师返航；施琅则坚持“速战速决”，认为郑军内部虽乱，但刘国轩治军严谨，澎湖防线坚固，久拖必生变故，且夏季西南季风更利于水师顺风向澎湖进军。两人多次争执不下，最终施琅上疏康熙帝陈明利弊，康熙帝权衡后下旨“专命施琅相机进取”，赋予其军事指挥全权。
获得授权后，施琅全力投入征台筹备。他深知水师战斗力是取胜的关键，于是对福建水师进行了全面整顿：选拔经验丰富的水勇充实队伍，淘汰老弱残兵；根据海战需求改造战船，增强船体坚固性与火力配置；制定严格的训练计划，重点演练编队作战、登舰格斗与海上协同战术。为确保后勤保障，施琅还与姚启圣密切配合，积极筹措军饷、储备粮草，同时派遣间谍潜入台湾与澎湖，收集郑军布防、兵力部署等情报，为出征做好了充分准备。此外，施琅还注重士气的提振，他亲自视察军营、慰问将士，向士兵们申明征台的意义不仅是为朝廷效力，更是为了沿海百姓的安宁，极大地激发了将士们的作战热情。
四、澎湖大捷：一战定乾坤的海战传奇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率领水师两万余人、战船三百余艘，从铜山（今福建东山岛）出发，正式开启征台之旅。根据事先掌握的情报，施琅并未直接进攻澎湖主岛，而是先率舰队夺取了澎湖以南防守薄弱的八罩岛，以此作为水师的前进基地，囤积物资、休整士兵。此时，郑军主帅刘国轩已在澎湖布下严密防线，集结战船二百余艘、士兵两万余人，在澎湖各港口、岛屿设防，企图凭借有利地形阻击清军。
六月十六日，清军与郑军在澎湖海域展开首次激战。施琅将舰队分为三路，全力进攻郑军防线，双方战船往来冲杀，炮火连天。由于郑军占据地利优势，清军进攻受阻，双方均有较大伤亡，施琅本人也在激战中眼部负伤。为避免更大损失，施琅下令收兵休整，重新调整作战策略。他发现郑军战船多集中于澎湖主岛附近，且队形密集，于是决定采用“分路合击、火攻破敌”的战术，同时将将帅姓名书写于战船风帆之上，以便战后根据作战表现论功行赏，激励将士奋勇杀敌。
六月十八日，施琅带伤督战，率先率军攻占虎井屿，进一步压缩郑军的防守空间。六月二十二日，施琅发起总攻，将清军水师分为八队，每队七艘战船，自己亲率一队居中调度，其余七队分别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对郑军发起围攻。清军战船凭借精良的装备与默契的配合，迅速突破郑军防线，随后以火攻船冲击郑军战船集群。一时间，澎湖海域火光冲天，郑军战船纷纷被焚毁，士兵死伤惨重。刘国轩见大势已去，率残部乘船逃回台湾，澎湖海战以清军大胜告终。此役，清军共斩杀郑军万余人，焚毁战船近二百艘，俘获郑军将领数十人，彻底击溃了郑军的水师主力，为收复台湾奠定了决定性基础。
五、招抚台湾：以国为重的胸襟与智慧
澎湖大捷后，施琅并未被复仇之心裹挟，而是以国家统一大局为重，展现出超越个人恩怨的宽阔胸襟与成熟的政治智慧，果断放弃即刻进军台湾本岛的计划，转而推行以安抚为主的招抚策略。他深知郑军水师主力已灭，台湾岛内必然人心惶惶，此时施压不如示恩，既能减少军民伤亡，也能更快实现两岸归一。施琅首先下令善待澎湖战役中的被俘郑军将士，不仅严禁虐待，还为受伤士兵提供医治，对于愿意返乡的士兵，一律发放口粮与船票，让他们带回清军的招抚之意；对于愿意投诚的将领，更是承诺保留原职、论功行赏。这一系列举措迅速瓦解了台湾军民的抵抗意志，也让郑克塽、刘国轩等郑氏核心成员看清了局势。
与此同时，施琅致信郑克塽与刘国轩，言辞恳切地陈明利害：“澎湖既破，台湾虚实尽露，大兵压境之下，战则必亡，降则可保身家。”他在信中明确保证，只要郑氏集团主动归附，清廷将“从宽处理，不究既往”，保障郑氏宗族及各级官员的生命财产安全。刘国轩逃回台湾后，见军心涣散、民心浮动，且台湾失去澎湖屏障后无险可守，遂力劝郑克塽降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七月，郑克塽派遣使者前往澎湖清军大营，正式递交降书。八月，施琅率领水师进驻台湾，郑克塽亲率文武官员出城迎接，缴出延平王金印与部将印信，海峡两岸二十余年的分裂局面就此终结。进入台湾后，施琅再次重申安抚政策，严禁清军士兵侵扰百姓，还亲自走访台湾各地，慰问原住民与汉族民众，宣扬清廷的治台理念，很快稳定了台湾的社会秩序。
台湾归附后，清廷内部却爆发了一场关于台湾“弃留”的激烈争论。不少大臣认为台湾“孤悬海外，鞭长莫及”，治理成本过高，主张将台湾居民迁回大陆，放弃对台湾的管辖。这一论调若被采纳，不仅会让收复台湾的成果付诸东流，更会留下海疆隐患。关键时刻，施琅挺身而出，于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上《恭陈台湾弃留疏》，力排众议坚决主张留守台湾。他在疏中从战略、经济、民生三个层面详尽阐述了台湾的重要性：从战略上看，台湾“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是东南海疆的天然屏障，放弃台湾则海疆门户大开，“红毛（荷兰殖民者）乘隙复踞，必窃窥内地”，威胁沿海各省安全；从经济上看，台湾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一岁三熟，米谷充盈，糖、麻、鱼、盐之利甲于天下”，不仅能自给自足，还能为内地补充物资；从民生上看，台湾已聚居数十万民众，若强制迁回大陆，必然导致“流离失所，死亡过半”，引发社会动荡。
施琅的上疏有理有据，直击要害，彻底改变了康熙帝对台湾的认知。康熙帝最终采纳施琅的建议，决定将台湾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范围。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正式在台湾设立台湾府，隶属福建省，下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同时设立台湾巡道、总兵等官职，派驻八千名士兵驻守台湾，建立起完整的行政与军事管理体系。这一举措不仅巩固了清初的海疆安全，更奠定了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历史基础，为后世对台湾的治理与开发奠定了坚实根基。此外，施琅还针对台湾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治理举措，如规范渡台人员管理、推动荒地开垦等，虽其推行的“施侯租田园”政策后期因租税问题引发矛盾，但在初期也对台湾的农业开发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六、晚节昭彰：功在千秋的海疆守护者
收复台湾后，施琅因功被清廷册封为靖海侯，世袭罔替，赐花翎，继续担任福建水师提督，镇守东南海疆。此时的施琅已年过六旬，但依旧勤勉履职，始终将海疆安全放在首位。他多次巡查台湾及东南沿海各港口，整顿海防，修缮战船，训练水师，有效遏制了海盗与外来势力的侵扰，保障了沿海地区的安宁与商贸往来的畅通。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施琅曾短暂卸任水师提督之职，后因东南海疆需要，清廷再次起用他，直至其病逝于任上。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施琅在福建水师提督任上病逝，享年七十六岁（一说七十五岁）。清廷为表彰其不朽功勋，追赠太子少傅，赐谥“襄壮”，特赐祭葬，将其灵位入祀贤良祠。康熙帝对施琅的功绩评价极高，曾坦言“将军施琅，熟悉海中各事，任何事情我都同他一起商量”，充分肯定了他在收复台湾、巩固海疆中的核心作用。施琅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与争议：有人因他背郑降清、与郑氏集团的血海深仇，质疑其忠诚；但更多人认可他以国家大义为重，放下个人恩怨，力主收复台湾并推动台湾建制的历史功绩。
从历史长河来看，施琅的贡献无疑是功在千秋的。他不仅以卓越的军事才能结束了两岸的分裂局面，更以深远的战略眼光确立了台湾在国家版图中的地位，为后世对台湾的治理与开发铺平了道路。正如现代史学家吴伯娅所言，施琅“力主留台守台，巩固边防，维护统一，防止外来侵略，对国家民族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清末思想家郑观应也将施琅与姚启圣等并列为清初海疆治理的杰出将才。施琅的“碧海丹心”，不仅体现在他率军渡海的雄才大略中，更体现在他超越个人恩怨、坚守国家统一的历史担当里，这份情怀与担当，也让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标志性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