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难万险不改其志，荣辱得失不扰其心。
开国上将李聚奎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信仰与忠诚。
1958年，中央军委的一份文件呈送到教员案头：“李聚奎同志已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该同志原为副兵团级，因转业而未评衔，此次调回军队工作，我们建议授予其上将军衔。”
教员阅后点头称好。这一年，李聚奎被授予上将军衔，而按照他的资历和战功，本有可能被评为大将军衔。
这位被称为“将圣”的革命军人，在1955年全军授衔时因转业地方工作而错过。三年后重返军队，他面对军衔问题淡然表示：“上将就行。”简单四个字，背后是一位老共产党员的信仰与抉择。
李聚奎1904年出生于湖南安化县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参加革命，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的革命起点，与众多开国将帅相似。但很快，李聚奎便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
在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李聚奎屡建奇功。1930年12月，在第一次反“围剿”中，他指挥部队活捉了国民党前线总指挥兼第18师师长张辉瓒。毛泽东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写下的“前头捉了张辉瓒”，就是李聚奎部队的战绩。
1933年2月，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李聚奎指挥红一军团第1师穿插包抄，以伤亡46人的较小代价，消灭了敌人一个师部及一个旅3000余人，生俘敌师长李明。战后，聂荣臻政委高兴地将他抱了起来，高呼“红军万岁！”
李聚奎在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是红一师师长，这是中央红军的主力师，在长征中担负开路先锋重任。长征途中，他指挥了强渡乌江、四渡赤水和强渡大渡河等关键战役。
尤其是在1935年5月的强渡大渡河战斗中，李聚奎组织17勇士乘一只小船，在急流弹雨中强渡成功，为红军北上打开通道。这一战，成为长征路上的关键一役。
红军时期的师级指挥员，在1955年授衔时多数被评为大将或上将。李聚奎作为主力师师长，战功卓著，完全具备大将的资历和战功。
李聚奎革命生涯中最艰难的考验，发生在1937年初的西路军远征中。
1936年11月，李聚奎任红9军参谋长，随西路军西渡黄河。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西路军遭遇马家军重兵围剿，最终失败。
身边队伍被打散，李聚奎最后只剩下孤身一人。望着祁连山渐渐落山的残阳，他心中生出一个信念：“太阳有落就有升！西路军是失败了，但革命没有完，党中央还在，河东红军还在。”
李聚奎把空枪拆散，将红星奖章藏起来，只带着一个指北针，打扮成叫花子，开始了千里寻党的艰难历程。他白天藏匿，晚上潜行，渴了喝路边积水，饿了向百姓讨饭。
近两个月的日日夜夜，李聚奎风餐露宿，行讨千里，凭借一只干粮袋、一根讨饭棍、一个指北针，和对党的坚定信仰，终于回到了红军的行列。后来教员见到他时说：“你是虽败犹荣呀！”
这段“千里行乞寻党” 的经历，在开国将帅中极为罕见。它不仅仅是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更是一次对信仰的极限考验。李聚奎的忠诚与坚定，由此可见一斑。
新中国成立后，李聚奎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为抗美援朝战争建立了“打不烂、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荣获朝鲜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然而，1955年新中国首次授衔前夕，一个重大转折改变了李聚奎的军旅生涯。
1955年7月，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任命李聚奎为石油工业部首任部长。当时祖国建设急需石油，而李聚奎在后勤保障方面的能力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认可。
面对这一任命，李聚奎二话没说，毅然离开了工作近30年的军队系统，投身到完全陌生的石油工业领域。他知道，这意味着他将错过即将举行的全军授衔。
果然，在1955年9月27日举行的授衔仪式上，没有出现李聚奎的身影。这位战功卓著的将领，因为转业地方工作，没有参与评衔。
按照李聚奎的革命资历和1952年评定的副兵团级级别，如果他在军队系统，极有可能被授予大将军衔。十位大将中，多数为军委委员级或正兵团级，但也有副兵团级者。
1958年，李聚奎被重新调回军队系统，担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此时，补授军衔的问题摆上了议事日程。
按李聚奎的资历和战功，如果补授大将军衔，也属合理。但当时十大大将名单已定，增加名额存在一定难度。据资料记载，李聚奎得知此事后主动表示：“上将就行。”
短短四个字，体现了这位老共产党员淡泊名利、顾全大局的高尚品格。毛泽东得知后对李聚奎赞赏有加。
李聚奎把名利看得很淡，把责任看得很重。1984年，80岁生日时，他写下内心独白：“纵然给我再大的权利，我也绝不以权谋私；纵然给我更多的金钱，我也绝不丢掉艰苦奋斗；纵然让我再活80岁，我也绝不止步不前。”
李聚奎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子女也严格要求自立。作为上将，他没有为自己的子女和亲人安排过一份工作。他留在老家的儿孙大多务农，在京的子女也都凭自身努力在各自领域取得成绩。
1995年李聚奎去世前，对子女说：“我，一个老共产党员，一辈子为信仰奋斗，没有个人私产。”他将手抄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传家宝留给子女，展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
从李聚奎的革命资历、战功和1952年评定的级别来看，他完全具备大将军衔的资格。
首先，红军时期的主力师师长，是评定大将的重要资历标准。李聚奎曾任红一师师长，这一职务在开国将帅中含金量很高。
其次，李聚奎在长征中的开路先锋角色，以及强渡大渡河等关键战役的指挥，都是他军功章上的重要亮点。
再次，西路军失败后千里寻党的经历，展现了他对党的极致忠诚，这种政治品质在评衔时也是重要考量因素。
最后，李聚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也有显著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在后勤建设和石油工业方面功绩卓著。
然而，历史机遇有时比资历更重要。1955年授衔时他已转业到石油工业部，不在军队系统，这成为他未能获授大将军衔的主要原因。
李聚奎后来在悼词中被认定为“军事家”，这一称号通常以“大将资格”为基线，侧面反映了他具备大将的资质。
李聚奎的经历，体现了开国将帅评衔工作的复杂性：不仅是战功的衡量，还需综合考虑当时职务、军队建设需要等多方面因素。
1995年李聚奎逝世前，将5份亲手抄写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释文作为唯一“遗产”留给子女。这位老共产党员用一生践行了他的信仰：“共产党员，除了追求信仰之外，应该别无所求。”
当年一同参加平江起义的两千多名官兵中，李聚奎是最后一位谢世的老人。他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评价。就李聚奎的资历、战功和忠诚而言，他完全具备大将军衔的资格。而就他的人格和境界而言，上将军衔足以彰显其功绩与品格。
正如教员在评衔工作时所言：“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品格，古来如此！”李聚奎用他的选择，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