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的夏天，湖南乡间的小路上，两个年轻人肩并肩走着。他们没带什么行李，就背着几件换洗衣物和一把旧雨伞，看起来像是普通的穷学生。

年长些的那个，身材高大，穿着洗得发白的长衫，脚下是一双草鞋，这就是二十四岁的毛主席，身旁则是他的同窗好友萧子升。

他们计划用暑假时间，徒步游历长沙周边各县，不花一文钱，靠着帮人写对联、写书信填饱肚子。

这种游学方式在当时的读书人眼里很稀罕。没有车马随从，没有引荐书信，两个年轻人就这样闯进了安化县城。

安化是远近闻名的文化之乡，出产上好的黑茶，也藏着不少饱读诗书的老先生。其中最负盛名的，要数夏默庵。

夏默庵是清末的饱学之士，在当地声望极高。他脾气古怪，看不惯时下的年轻人，尤其对那些徒有虚名的游学之士更不待见。

毛主席和萧子升登门拜访时，这位老先生正坐在书房里，手里捧着一卷《资治通鉴》。听门房报上两个毛头小子的名号，夏默庵头都没抬，只说了句"不见"。

第二天，两人又来了。门房进去通报，夏默庵皱了皱眉，还是说"不见"。

第三天，当门房第三次通报那两个年轻人求见时，夏默庵有些不耐烦了。他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后生晚辈有如此韧劲。

于是他吩咐门房，让他们进来，但先别带到正厅，就在书房外的小间候着。

毛主席和萧子升进了屋，站在小间里，四壁都是书架。夏默庵慢悠悠地走出来，打量着这两个年轻人。

他不问姓名，不谈来意，开口就说："我这里有个上联，你们若是对得出，咱们再谈其他。"

说完，他缓缓念道："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

这上联看似简单，实则暗藏机锋。绿杨枝头鸟鸣声声，春去春来，表面上写景，实则暗含对时光流逝、世事无常的感慨。

更巧妙的是，这句用了重复和疑问，后半句"春到也，春去也"叠用"也"字，既有咏叹意味，又在询问来客：你们这年年岁岁奔波，到底所为何来？又能有何作为？

萧子升听了，一时语塞。这联既要应景，又要对仗工整，还得回应老先生的诘问，实在不好接。

毛主席却沉吟片刻，开口对道："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

清水池塘，蛙声阵阵，这景象与绿杨鸟鸣天然相对。更妙的是后三字"为公乎，为私乎"，化用了晋惠帝"何不食肉糜"的典故，却翻出了新意。

当年晋惠帝昏庸，听见百姓饿肚子，竟问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完全不体恤民间疾苦。有一次，他在园林中听到蛙叫，问道：此鸣者为官乎，私乎？

毛主席借此典故反问夏默庵，你们读书人奔走呼号，到底是为天下苍生，还是为一己私利？

这回答不仅工整，更显示出立论的高度。二十四岁的毛主席，已经在思考读书人的根本使命。他不是单纯地对仗文字，而是把对联变成了表达政治抱负的载体。

夏默庵听罢，脸色瞬间为之一变，眼睛雪亮，连声说"好对子"，请二人上座，奉茶，还详细询问他们的来历和志向。

临别时，老先生不但以礼相待，更赠予八块大洋作为旅费，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这场对联交锋，也成为了毛主席游学途中最得意的经历之一。

众所周知，毛主席的诗词造诣极高，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对联也是一绝。早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对联就是他表达思想、与人交流的重要工具。

1913年春天，二十岁的毛主席考入湖南第四师范（后并入第一师范）。这所学校汇集了三湘才俊，校长孔昭绶思想开明，教师中有杨昌济、徐特立这样的名师。

毛主席在这里如鱼得水，但也深感求学之路漫长。他在自己的床头挂上了一条自勉联：“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这是改写自明代学者胡居仁的原句："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他把"苟"字改成了"贵"字，"莫过"改成"只怕"，这一改，强调了"恒心"的可贵，弱化了原句中稍显生硬的训诫意味。

从此，这副对联伴随他度过五年师范生涯，后来又送给过许多求教的学生。

在校期间，毛主席的才思敏捷是出了名的。大才子萧三想试试他的本事，故意出了个刁钻的上联："目旁是贵，瞆眼不会识贵人。"

这是个典型的析字联，"目"旁加"贵"是"瞆"字，瞆眼就是瞎眼，整句意思是瞎了眼的人自然认不得贵人。萧三这是在调侃，说毛主席有眼不识泰山。

毛主席不假思索，立刻回道："门内有才，闭门岂能纳才子？"

这也是析字联，"门"内有"才"是"闭"字。表面是说，关着门怎么能招揽人才？更深层的意思是说，你把我拒之门外，难道是怕我这个才子吗？萧三听了哈哈大笑，心服口服。

毛主席的对联功底，不仅来自天赋，更来自苦读。他读书有个习惯，遇到精彩的句子就记下来，反复琢磨。在第一师范的图书馆里，他几乎读遍了所有的经史子集。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他都烂熟于心。

后来有人回忆，毛主席能背诵《昭明文选》里的许多篇章，对《离骚》更是倒背如流。这些古典文学的滋养，为他后来的对联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1918年，毛主席毕业时，湖南正处军阀混战之中。地方军阀张敬尧横行霸道，民不聊生。毛主席和一些进步同学组织了"新民学会"，开始探索改造社会的道路。

1920年，毛主席的恩师杨昌济在北京病逝。毛主席闻讯悲痛万分，写下挽联："忆夫子，东来教泽，屈指已逾三载；痛哲人，西去音容，伤心莫过二儿。"全联情深意切，既表达了对恩师的怀念，也流露出对家人的关切。

随着革命事业的展开，对联在毛主席手中变成了更有力的武器。1928年初，毛主席率领工农革命军攻克遂川县城。部队在井冈山茅坪一带休整，正逢春节。

这里的老百姓有个习俗，每年都要贴新的春联。但当地识字的人不多，很多人家就在红纸上画个圈圈，意思是有"字"就行，图个吉利。

毛主席见状，心里一动。他让战士们准备好笔墨纸砚，挨家挨户去给老百姓写春联。

他给一个贫农写道："大刀梭镖，铲除旧世界；斧头镰刀，开创新乾坤。"这支工农武装，不就是靠着大刀梭镖起家的吗？斧头镰刀，不正是共产党的标志吗？旧世界要铲除，新乾坤要开创，这些老百姓听得懂的大白话，把革命道理说得清清楚楚。

这次写春联的活动，让毛主席意识到，对联不仅是文人雅士的文字游戏，更是发动群众的利器。它形式短小，朗朗上口，内容丰富，寓意深刻。在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村，一副好对联的传播效果，往往胜过一篇长篇大论。

同年夏天，红军在桂东县沙田圩召开群众大会。当地有个叫陈奇的秀才，也是个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他拟了一副对联："旧的打他个落花流水，新的建设得灿烂光明。"拿来请毛主席修改。

毛主席提笔改成："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新社会建设灿烂光明。"这一改，对仗更工整，格局也更高。"旧世界"对"新社会"，"落花流水"对"灿烂光明"，文辞洗练，气势磅礴。更重要的是，"旧世界"和"新社会"这样的概念，超越了简单的"旧的""新的"，上升到了世界观的高度。

1930年12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前夕，毛主席在江西宁都召开动员大会。面对台下黑压压的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他没有长篇大论地讲军事理论，而是讲了一副对联。这副对联长达四十个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这不是普通对联，而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精髓。他把十六字诀和诱敌深入的运动战策略，用对联的形式概括出来。前半讲游击战，后半讲运动战，前后呼应，浑然一体。

在当时的苏区，红军战士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但这样一副对联，大家一听就懂，一学就会，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根据地。后来有人回忆，许多红军指挥员都能把这两句话倒背如流。

1941年5月，毛主席在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时，引用了湖南家乡的一副对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这副对联本是民间讽刺那些没有真才实学、只会夸夸其谈的人。毛主席借用来批评党内的主观主义作风，形象生动，入木三分，让人印象深刻。

1961年，毛主席回到湖南老家韶山。在宴请乡亲时，他提到当年游学的事。有个老人还记得夏默庵，说"那个老头子脾气古怪得很"。毛主席笑着说："他那副对联出得好啊，'绿杨枝上鸟声声'，我到现在还记得。"

老人问怎么对，毛主席又念了一遍"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满座都笑起来。

1966年，毛主席在给女儿李讷的一封信中，再次提到那副"绿杨枝上鸟声声"的对联。他说："人生在世，总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为公还是为私，这是个问题。"

从二十四岁对出这副对联，到七十多岁仍念念不忘，"为公乎，为私乎"这个命题，贯穿了毛主席的一生。

毛主席的对联故事，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文学实践，更是一段历史的独特见证。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文化生命力，不在于华丽的辞藻，而在于能否回应时代的问题；不在于书斋里的推敲，而在于能否走向广阔的社会。

从安化的小书房，到井冈山的农户家，从延安的窑洞，到北京的深院，对联这种看似小巧的文学形式，承载了太多历史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