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王牌特工潜伏商界唯利是图，恩师好友纷纷怒骂，他越想越憋屈，直到周恩来对他说：不要怕人家说东说西，你一人抵一个师......

01 泣血与荣光

1943年的重庆，雾气似乎比往年更重一些，笼罩着这座战时的陪都，也掩盖着无数暗流涌动的秘密。

深夜，一个身影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忙碌。

这是一位32岁的男子，正对着镜子极其细致地粘贴着假胡须。

镜中的他，面容清癯，眼神深邃，随着装扮的完成，那股子原本精明强干的商人气息逐渐隐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副学富五车、温文尔雅的大教授模样。

这种伪装对他而言，早已是驾轻就熟的日常功课，甚至可以说，这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今夜不同。即使是贴胡须的手，也曾有过极其细微的颤抖。

他整理好长衫，对着镜子照了又照，并非出于对容貌的自负，而是因为他即将奔赴的那个地方——红岩村。

那里，有他在黑夜中潜行多年的精神灯塔：周恩来。

此人名叫杨延修。

在当时重庆乃至整个西南商界，提到这个名字，人们想到的往往是“广大华行”那位长袖善舞、甚至有些唯利是图的杨老板。

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个满身铜臭的躯壳之下，藏着的是一名由周恩来单线联系的王牌特工。

收拾妥当后，杨延修钻进了早已等候的小汽车。

车轮碾过重庆湿滑的石板路，向着红岩村疾驰而去。

车窗外是漆黑的夜色，车窗内，杨延修的心绪却如这嘉陵江水般翻涌难平。

激动自然是有的，毕竟能见到仰慕已久的首长；但更多缠绕在他心头的，是一种难以言说的苦闷与憋屈。

这种情绪如同附骨之疽，已经折磨了他整整五年。

若要追溯这一切的源头，还得从他的出身说起。

杨延修并非生来富贵，甚至可以说，他是从社会最底层摸爬滚打上来的。

1911年，他出生在江苏泰州一个贫苦家庭。

七岁那年，因为家里实在揭不开锅，父母含泪将他送往上海，投奔在那儿摆皮鞋摊的叔父。

上海滩，十里洋场，霓虹与贫民窟共存。

年幼的杨延修就在街头看着人来人往，那是他最早的社会学启蒙。

他虽未受过正统的高等教育，但这种在生存线上挣扎出的智慧，远比书本深刻。

十四岁那年，凭借着一股子机灵劲和自学的英语，他挤进了洋人的保险公司，从最底层的练习生做起，一步步爬升，不到二十岁便坐到了经理的位置。

那个年代的上海，机遇与风险并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危亡的阴云笼罩华夏。

杨延修热血难凉，加入了上海商会组织的童子军团，救难民、抬伤兵，在南京路上昂首阔步。

那时的他，戴着黑边眼镜，穿着土黄色夹克，是街坊邻居口中“噶有出息”的爱国青年。

正是这份爱国情怀，让他结识了卢绪章、张平等志同道合的朋友。

1933年，几个人东拼西凑了300块大洋，在上海天潼路怡如里29号那个逼仄的亭子间里，创办了“广大华行”。

起初，这不过是个倒腾西药和医疗器械的“皮包公司”，连办公桌都是借用杨延修的新房外间。

谁也没想到，这个不起眼的小公司，日后会成长为足以撼动国民党经济命脉的庞然大物。

随着上海沦陷，公司业务内迁，广大华行的生意越做越大。

而杨延修等人的能力与赤诚，也引起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注意。

在周恩来的亲自部署下，这几位年轻的商业精英秘密入党，广大华行从此成为了党在国统区的一把利刃。

但入党，不仅意味着牺牲流血，有时更意味着要牺牲名誉，牺牲作为一个“好人”的尊严。

1938年，随着抗战局势变化，杨延修等人转移至大后方。

为了掩护身份，更为了给党筹集急需的资金和药品，周恩来给他们下达了一道近乎残酷的命令：“离你以前认识的那些左派远一点”。

这句话的潜台词，杨延修听得懂，也做得绝。

他必须彻底撕碎那个“爱国青年”的标签，将自己重塑为一个彻头彻尾的、为了利润可以出卖灵魂的奸商。

在昆明，为了将盘尼西林这种救命的禁药运往延安，杨延修开始频繁出入国民党高官的府邸。

昆明市市长、省商会会长，甚至“云南王”龙云，都成了他的座上宾。

在这个权钱交易的染缸里，杨延修表现得如鱼得水。

他深知这些高官的软肋——贪婪。

只要能带着他们赚钱，什么关卡都能过，什么批文都能拿。

“跟着杨延修干，保你财神爷请进门！”

这句话在昆明官场不胫而走。

杨延修赢得了国民党的信任，公司的利润如滚雪球般壮大，源源不断的药品和资金秘密流向了党组织。

然而，硬币的另一面，是众叛亲离。

最让杨延修痛心的，是与恩师好友李公朴的决裂。

李公朴先生是著名的民主斗士，早年极赏识杨延修的才华与人品。

上海沦陷后，两人在昆明重逢，李公朴满心欢喜，以为故友重逢能共叙国难。

可他看到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杨延修。

李公朴几次相邀，杨延修都借故推脱。李公朴不甘心，亲自登门，却被门房冷冰冰地挡在门外，只说“杨先生不在”。

好不容易有一次，李公朴在办公楼堵住了杨延修，满腔热血想谈谈时局，谈谈抗日。

杨延修坐在宽大的老板椅上，手里把玩着昂贵的雪茄，眼神游离，对李公朴的话题避而不谈，反而大谈特谈最近的黄金行情、哪里的西餐地道。

那副慵懒、市侩的嘴脸，与李公朴记忆中那个热血青年判若两人。

李公朴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当场拂袖而去。

此后，每当有人提起杨延修，李公朴便毫不掩饰自己的鄙夷，那句评价如同一记耳光，狠狠抽在杨延修心上：“人一阔脸就变，真是满身铜臭的商人！”

这句话，在民盟和进步人士的圈子里传开了。

昔日的朋友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他，走在街上，那些曾经钦佩的目光变成了侧目而视甚至唾弃。

杨延修只能默默承受，他不能解释，无法辩白。

甚至在深夜回家时，连不知情的妻子朱学明看着他那一身酒气和日益奢靡的做派，都忍不住叹息劝道：“你可别忘了，当年你就是个摆摊皮匠！”

面对妻子的规劝，杨延修只能苦涩一笑，转过身去，将所有的委屈咽进肚子里。

他不仅要防备敌人的特务，还要承受来自亲人、朋友乃至不知情同志的误解与指责。

这种精神上的凌迟，比肉体上的酷刑更令人窒息。

车子停在了红岩村的院门口，将杨延修从回忆中拉回现实。

已是半夜时分，接待的同志轻声告诉他：“周副主席还在开会，你先等着。”

杨延修点点头，站在院子里。

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家里”，见到这么多真正的自己人，但他没有心情四处打量。

长期的压抑让他迫切需要一个出口，他有太多的话想对周恩来说，有太多的苦想诉。

不知过了多久，会议室的门开了。

周恩来走了出来，步履略显沉重，手指习惯性地按着太阳穴——那是长期高负荷工作留下的疲态。

杨延修心头一紧，正要迎上去敬礼，周恩来却已经看见了他。

没有上下级的寒暄，也没有审视的目光，周恩来快步上前，伸出双手，紧紧握住了杨延修的手。

那双手的温度，透过掌心，瞬间传遍了杨延修的全身。

杨延修张了张嘴，原本在腹中打了几百遍草稿的委屈、那些关于李公朴误解的苦水，此刻却一句也说不出来，只是喉头有些发紧。

周恩来看着眼前这位年轻的特工，目光如炬，仿佛一眼就看穿了他那一身华服下千疮百孔的心。他没有让杨延修汇报工作，而是语重心长地说道：

“你们的工作既特殊又重要，在白区，你们一个人的作用就能顶得上一个师。要当好这个资本家，不要怕人家说东说西，党需要你们坚守这个岗位。要能忍受委屈！”

这句话，不长，语速也不快，却如黄钟大吕，在杨延修的耳畔轰然炸响。

所有的误解、所有的白眼、所有深夜里独自舔舐伤口的痛楚，在这一刻，都被赋予了崇高的意义。

“顶得上一个师”，这是来自组织的最高评价，是对他那些“肮脏”交易背后赤诚之心的绝对肯定。

杨延修感觉眼眶一阵发热，但他强忍住了。

他用力地点了点头，千言万语最终化作了沉默的坚定。

那天离开红岩村时，天色微曦。

杨延修依然是一身大教授的伪装，依然要回到那个充满算计与铜臭的世界里去。

但开车的司机明显感觉到，这位杨老板上车时的脚步，比来时轻快了许多。

因为他知道，在这条孤独的潜伏路上，他并不孤单。

他的委屈，党知道；他的牺牲，有人懂。

既然周副主席说他顶得上一个师，那他就做那一支潜伏在敌人心脏里的千军万马。

带着这份重若千钧的嘱托，杨延修即将奔赴下一个战场。

那里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特工的修罗场——上海。

一场更为惊心动魄、与魔鬼共舞的商业谍战，正在那个光怪陆离的十里洋场等待着他。

02 与魔鬼共舞

1945年，随着日本人的投降，硝烟虽散，但另一种更为隐秘且残酷的战争，在光怪陆离的上海滩悄然拉开帷幕。

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各路接收大员如过江之鲫般涌入上海，那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野心家的狩猎场。

此时的杨延修，肩负着周恩来的新指令，从大后方杀回了上海。

任务只有一个：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开辟出一条全新的地下经济航道。

然而，刚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现实就给了杨延修一记闷棍。

为了重振旗鼓，杨延修随身携带了两箱沉甸甸的金砖，共计900余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