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9日，华东野战军“前委”在徐州东北的贾汪召开了为期一周的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淮海战役的经验，并规划新一年的工作重点。作为华野代理前委书记的粟裕，在会上发表了详细的报告。同时，兼任代司令员和代政委的粟裕，也在急切期盼陈毅的回归。

陈毅被任命为中原局副书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后，并未参与豫东战役。在淮海战役期间，他始终跟随中野司令部和总前委行动。由于“刘陈邓”三人同为总前委常委，集中办公更为便利，因此陈毅并未直接参与前线作战，而是与刘伯承、邓小平一起统筹全局。

1948年年底，淮海战役仍在激烈进行时，刘伯承与陈毅便接到指示，前往西柏坡汇报战况。作为后来新中国的两位重要军事领导人，他们参与了中共中央召开的高级别会议。会议持续到1949年1月9日才结束，会后陈毅立即启程返回南方前线。

由于他仍然担任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和政委，同时中原局的事务已经步入正轨，再加上他需要与粟裕共同负责华东野战军的另一项关键任务：部队的整编工作。

在淮海战役开始前，1948年11月1日，中央军委就下达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的命令，计划将华东野战军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不过，由于当时战事紧张，这一改编暂时没能实施。

华东野战军接到命令进行重新整编。

在贾汪会议上，粟裕传达了中央关于华野改编和整编的具体要求。中央明确提出，全国范围内的军队编制和番号必须统一。具体来说，野战军的各纵队要改为军，军下设师，采用三三制编制，直到团一级，团以上的单位都要使用全国统一的番号。这一指示旨在实现全军编制和番号的标准化。

中央军委作出规定，每个军的规模约为三万人，不包括炮兵团。鉴于当前全国统一存在难度，可以先以野战军为基准进行编制。每个军下设九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总人数大约为35000人。除了番号统一外，内部管理、装备配置和纪律要求也必须保持一致。

在总结部分，他特别强调："必须全面掌握部队的人员、马匹和武器装备情况。对于超编的物资要上缴，不足的及时补充，所有流程都要按照既定程序执行。整个工作要以高度集中的方式推进，不断提升部队的正规化水平。"

这次整编是华野部队在休整期间展开的一次大规模编制改革。过去因条件限制，从未实施过如此全面的调整。此次整编的核心目标是强化部队的集中管理和正规化建设。

华野此前采取了分散兵力的作战方式，这是当时面临的实际情况。华东野战军自1947年1月组建以来，最初以集中全军的策略，先后在莱芜和孟良崮两场战役中取得了显著胜利。

然而，部队整体协同作战的持续时间并不长，仅仅持续了不到六个月。到了1947年7月1日，由于局势的快速转变以及中央军委的指令，华东野战军不得不迅速执行了所谓的“七月分兵”计划。这一决策显得较为匆忙，主要是为了应对当时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和战略需求。

截至1948年9月济南战役前夕，华东野战军下属各兵团和纵队已经持续了一年零两个月的分散作战和扩编阶段。这种分散行动的持续时间，实际上超过了此前部队集中作战的总体时长。

华野部队的分兵经过和具体安排，笔者已经在之前的文章中详细说明，这里就不再赘述了。简单来说，在这样的局势下，华野最终组建了四个主要兵团：陈粟兵团、许谭兵团、陈唐兵团和韦吉兵团。这些兵团分别在中原、山东和苏北一带展开行动。

这四支兵团在兵力规模、武器装备、作战能力和纪律表现上并不完全一致，各有优势和不足。全面进行整编的目标，就是让第三野战军的所有部队都能达到统一的标准水平。

1949年1月24日，陈毅匆忙抵达贾汪，着手推进华东野战军向“第三野战军”转型的整编任务。

在解放战争期间，军事指挥的灵活调整是常态。由于军委直接掌控所有野战军的行动，部队的编制和序列经常根据战局变化进行重组。这种动态调整意味着各部队的职责和任务可能随时发生变动，既有可能保持一致，也可能出现明显差异。这种灵活性是应对战争复杂形势的必要手段，确保了军事行动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战场需求。

从部队编制来看，华东野战军下属的十二个野战纵队都归属于华野系统。这一点从它们的番号就能看出来，都是以"华野某纵"命名的。这背后的逻辑很简单直接，没什么好争议的。

在分散作战和跨区域行动时，为了确保后勤保障和战场协同，各部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临时调整“作战序列”，并在特定时间段内变更指挥关系。这种调整和变更均由军委统一规划和下达指令。

以陈赓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为例，这支部队后来成为中原野战军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它原本隶属于刘邓领导的野战军序列，但在某个特殊时期，其指挥权曾暂时转交给西北野战兵团。这种情况表明，在特定作战阶段，该纵队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原有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体系。

在豫东战役中，原本隶属中原野战军的第11纵队被临时调拨给粟裕领导的华野西兵团指挥，这支队伍后来被称为“中野11纵”。直到淮海战役开始，这支部队才重新回到中原野战军的编制下。

从华东野战军的整体部署来看，其进入中原作战的两支外线部队，即“华野西兵团”下属的粟张兵团和陈唐兵团，曾被划归晋冀鲁豫军区统一管理。这一调整主要是为了便于集中指挥和后勤保障。两支兵团在归属关系上虽然经历了变动，但始终保持着独立作战的能力，并在中原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编制上的灵活调整，体现了当时华东野战军根据战场形势变化而采取的务实策略，既保证了部队的机动性，又实现了资源的有效调配。

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山东兵团和苏北兵团继续执行内线作战任务，并在此期间划归华东局直接领导。这一安排是当时局势下的特殊决策。随着中原地区战局的明朗化，到1948年8月济南战役前夕，华东野战军重新集结的态势已经十分明确。

华东野战军由四个主要兵团组成，这些兵团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第一兵团由粟裕指挥，负责苏中地区的作战任务。第二兵团由陈毅领导，主要活动在山东一带。第三兵团由谭震林带领，负责苏北地区的军事行动。第四兵团则由叶飞指挥，主要在浙江地区执行任务。这四个兵团协同作战，共同推动了华东地区的解放进程。

在华东野战军实施七月分兵策略后，原有的九个主力纵队被划分为两个独立作战的集团（其中苏北地区新成立了华野第11和第12纵队）。随着豫东战役的胜利收官，华东野战军计划派遣三个纵队深入江南地区，此时其整体结构已演变为四个兵团的配置。

第一兵团，常被称为粟裕兵团或“粟张兵团”，由华东野战军的第1纵队、第4纵队、第6纵队以及特种兵纵队构成。这支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提前渡过长江，执行战略行动，并直接受野战军司令部的统一指挥。

兵团的总指挥和政委职务由华东野战军的副司令粟裕同时担任，副司令则由第一纵队司令叶飞兼任，而参谋长一职则由华东野战军的副参谋长张震负责。

第二兵团，也称为许谭兵团，是在南麻战役失败后组建的。当时，华野的7纵和9纵前往胶东进行休整和补充。面对敌军对胶东解放区的大规模进攻，这两支部队与原本在山东解放区活动的华野2纵临时合并，形成了这个新的兵团。

山东兵团最初归属于华东野战军的作战体系，常被称作华野东线兵团。后来，由于战场局势的转变，中央军委决定将其指挥权转交给华东局。这一调整的原因是华东局的领导机构当时正与该兵团一同行动。华野的主力部队此时已推进至外线作战，因此被称为西兵团。

随后，华野2纵被调往苏北增援，与此同时，胶东的地方武装被整合并升格为“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值得注意的是，这支部队仍保留了“华野”的前缀，这是因为尽管其作战序列有所调整，但在编制上它依然隶属于华东野战军。

山东兵团成立之初，主要由华野的第7、9、13纵队组成。随着山东战局的推进和军事力量的扩展，兵团进一步整合了地方军区部队，分别组建了渤海纵队和鲁中南纵队，从而增强了整体战斗力。

在济南战役打响之前，山东兵团重新并入华东野战军编制，此时该兵团已发展到五个纵队的规模，战斗力相当强悍。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整个战役的指挥权继续由粟裕同志全权负责，这一安排恰好与山东兵团回归华野建制的节点相吻合。

兵团的主要领导包括司令员许世友，他此前担任华野9纵的指挥官；政委由谭震林兼任，他同时也是华野的副政委；参谋长一职由开国少将刘少卿担任。

第三兵团，又称陈唐兵团，是华东野战军在外线作战中的核心力量之一。该兵团由华东野战军的第三纵队、第八纵队和第十纵队共同组建，负责指挥的司令员是陈士榘，他同时兼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政委则由唐亮担任，他也是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

这支部队原本隶属于华东野战军，后来短暂划归中原野战军指挥，在济南战役之前又回到了原来的编制。这说明了它的隶属关系曾经发生过变动，所以没必要纠结细节。

第四兵团，亦称苏北兵团，由从山东南下的华野第二纵队，以及原本驻扎在苏北的华野第十一、十二纵队共同组建。这支部队的主要职责是坚守苏北根据地，通过内线作战牵制敌军。在济南战役之前，该兵团主力回归原建制，期间其行动由华东局直接指挥。

第四兵团的主要领导包括司令员韦国清、政委陈丕显、副政委吉洛（姬鹏飞）和参谋长覃健。由于陈丕显并未实际到任，兵团的实际运作主要由韦国清和吉洛负责，因此该兵团也被称为韦吉兵团。韦国清此前曾任华野2纵司令员，具有丰富的军事指挥经验。吉洛作为副政委，协助韦国清处理兵团的政治和军事事务。参谋长覃健则负责具体的作战计划和执行工作。尽管陈丕显名义上担任政委，但实际工作由韦国清和吉洛共同承担，确保了兵团的正常运转。

第三野战军由四个主要兵团构成。这些兵团分别是第20兵团、第21兵团、第22兵团和第23兵团。每个兵团都有其特定的任务和职责，共同组成了第三野战军的核心力量。第20兵团主要负责前线作战，第21兵团则侧重于后勤支援，第22兵团负责战略部署，第23兵团则承担情报收集与分析工作。这些兵团协同作战，确保了第三野战军在战场上的高效运作和整体战斗力。

1949年1月26日，华东野战军在陈毅和粟裕的领导下，开始了部队的改组工作。这次改编的重点是调整部队的组织结构和高级指挥官的职位安排。所有变动都需提交给中央军委进行审批。

2月9日，中央军委下达了整编指令，华东野战军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这一重大调整标志着华东野战军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整编命令的发布，使华东野战军的番号发生改变，但部队的作战序列和指挥体系保持稳定。这次整编是解放军统一番号、规范编制的重要举措，为后续作战行动奠定了基础。

第三野战军的最高指挥官兼政治委员是陈毅。他同时负责军事指挥和政治领导工作。

粟裕担任了副司令员和第二副政委的职务。

第一副政委由谭震林担任，参谋长一职由张震负责，政治部主任则由唐亮出任。

在部队分散部署期间，原一兵团指挥员粟裕、参谋负责人张震、二兵团政治委员谭震林以及三兵团政治委员唐亮，之后均重返野战司令部，继续承担关键职责。这些将领在各自岗位上的回归，确保了指挥体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为后续军事行动提供了有力保障。他们的重新任职，不仅体现了个人能力的认可，也反映了组织对整体战略部署的重视。

兵团主要领导的变动成为接下来的重点工作，也是一大挑战。经过多次讨论和慎重考虑，最终确定了兵团领导的人选名单。

第七兵团由王建安担任司令员，谭启龙负责政委工作。

兵团总部主要由原第二兵团（即山东兵团）的核心机构构成。原兵团司令许世友被调往华东军区下属的山东军区担任职务，而原山东兵团副司令王建安则接替了他的位置，这一安排显得自然而合理。

谭启龙在华野组建初期担任1纵副政委，同时兼任政治部主任，当时1纵的政委是叶飞。这次他直接升任第七兵团政委，看起来像是破例提拔。

事实上，早在组建"东南野战军"时，谭启龙就被委以重任，担任渡江先遣纵队政委和中共江南工委书记，这明显是为日后提拔做准备。

关于许司令离开山东兵团一事，主要是由于他在济南战役前长期在胶东地区养病，健康状况确实是他调离的主要原因。战役结束后，他依然返回胶东继续休养。

在济南战役开始之前，许世友司令员直接向军委表达了对兵力安排的不同意见。与此同时，华东局书记在曲阜会议上的讲话也并非没有依据。这些情况反映出当时局势的复杂性，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决策过程面临多重挑战。总的来说，这些争议和讨论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并非简单的空穴来风。

第八兵团由陈士榘担任司令员，袁仲贤出任政委。

兵团指挥部是在原第三兵团（陈唐兵团）的临时指挥架构上组建的，这部分架构原本属于华东野战军的“野司”机构。在这一调整中，华野的参谋长陈士榘成为唯一一位继续担任兵团司令员职务的将领，而其他四位原兵团司令员则未继续此职。

这次人事安排与东野参谋长103担任四野兵团司令的情况颇为相似。第八兵团由江渭清兼任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参谋长一职则由何以祥担任。

由于原第八兵团政委唐亮被调往第三野战军总部任职，华东军区副参谋长袁仲贤接任这一职务。袁仲贤虽不如其他将领声名显赫，但作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他是一位资深的革命者。此前已有文章详细介绍过他的背景。

第九兵团的领导层由宋时轮担任司令员，郭化若则出任政委。

兵团司令部由原第二兵团和第四兵团的部分机关人员组建而成，包括山东兵团和苏北兵团。宋时轮从10纵司令员直接升任兵团司令员，这一任命并非突然，此前已有迹象表明这一安排。

在淮海战役的徐东阻击战中，宋时轮被委以重任，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的第7、10、11纵队，组建了专门的“阻援兵团”。他率部成功击退了邱清泉和李弥兵团的猛烈进攻。这一战役中，宋时轮实际上已经承担了兵团司令的指挥职责。

宋时轮在黄埔军校第五期完成学业，资历深厚。1938年，他担任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一职。到了1945年，他跟随陈毅前往华东地区开展工作。在华东野战军还未组建之前，他就已经出任山东野战军的参谋长。

在华野组建之前，宋时轮的职务发生了变动，随后他被任命为第十纵队司令员。由于他率领的部队在战斗中表现出色，形成了"排炮不动，必是十纵"的说法。基于他的军事才能和战绩，宋时轮升任第九兵团司令员这一职务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原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调任第十兵团政委，因此第九兵团政委一职由原华野4纵政委郭化若接任。郭化若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

第十兵团的领导层由司令员叶飞和政委韦国清组成。

兵团指挥部主要由第四兵团（即苏北兵团）的主要机关构成，叶飞担任司令员，韦国清出任政治委员，陈庆先负责参谋长职务，刘培善则担任政治部主任。

叶飞曾任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同时兼任第一纵队司令员和政委。他指挥的第一纵队是华野中的精锐部队，战斗力极为突出。在粟裕不再兼任兵团职务的情况下，叶飞升任兵团司令员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第三野战军的四个主要兵团各自具备不同的战斗力。这些兵团在人员配备、武器装备以及作战经验上都有所差异。第一兵团以其精锐的步兵部队著称，擅长快速机动和突袭作战。第二兵团则拥有强大的炮兵支持，火力覆盖范围广，适合阵地战。第三兵团以装甲部队为主，具备较强的突破能力和防护性能。第四兵团则是多兵种协同作战的典范，能够灵活应对各种战场环境。各兵团在多次战役中表现出色，为第三野战军的整体战斗力提供了坚实保障。

在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的过程中，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采取了将兵团部与原有纵队分离并重新组合的策略。这种做法的主要目的是消除部队内部的地域派系，加强中央的统一指挥。因此，新成立的各兵团下属的军级单位，基本上延续了原华东野战军各纵队的编号顺序。

第七兵团由多个部队组成，包括第21军（原华东野战军第2纵队）、第22军（原华东野战军第3纵队）和第23军（原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此外，该兵团还整合了在济南战役中起义的部队以及鲁中南纵队，共同组建了第35军。这些部队经过重新编组，形成了第七兵团的完整编制。

该兵团下辖四个军，总兵力达到133000人，在全军四个兵团中位列第二。

第八兵团主要由几支主力部队组成，包括原属华野的第24军（原6纵）、第25军（原7纵）和第26军（原8纵）。此外，还整合了在淮海战役中起义的何基沣部队以及江淮军区的部分力量，共同组建了第34军。这些部队共同构成了第八兵团的核心力量。

该兵团下辖四个军，总兵力约12.7万人，在四大兵团中位列第三。其规模虽不及前两名，但仍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军事力量。从兵力配置来看，该兵团保持着中等规模，既具备较强的作战能力，又保持着适度的机动性。这种兵力结构使其在战略部署和战术运用上都显示出独特的优势。

第九兵团主要由几个部队组成：包括原本属于华东野战军的第20军（原1纵）、第27军（原9纵）和第30军（原12纵）。此外，还有在淮海战役期间起义的张克侠所部，以及渤海纵队，这些部队后来被整合为第33军。这样的编制使得第九兵团在结构和战斗力上得到了显著增强。

该兵团下辖四个军，总人数达到138000人，在同类编制中规模最大。其兵力数量超过了其他三个兵团，位居首位。

第十兵团由四个主要部队组成，包括原华野10纵的第28军、华野11纵的第29军、华野13纵的第31军，以及由胶东纵队重新组建的第32军。这些部队共同构成了第十兵团的核心力量。

该兵团下辖四个军，总人数达到108000人，在四大兵团中位列第四。

第三野战军下属的四大兵团共包含16个军，经过精确统计，总兵力达到506000人以上。每个军的平均人数约为31600人，但具体到各军和各师，实际人数存在一定差异。

第三野战军除了原有的主力部队外，还保留了特种兵纵队和两广纵队（后来转隶第四野战军）这两支独立编制的队伍。此外，还包括野战军司令部的警卫团以及直属、后勤等辅助单位。综合计算，第三野战军的总兵力达到了58.1万人左右。

在会议上，陈毅针对存在的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问题进行了严肃批评，并提出了四点关键建议。最后一点是对前三条的概括和总结。

华野整编为三野时，陈老总亲自出马坐镇，这确实很有必要，毕竟他的威信是实打实的。说到部队编制，陈毅明确提出：

编制表的核心作用是规范部队规模和资源配置，确保各作战单位人员配置合理。对于人员充足的部队，必须严格执行编制限制，不得隐瞒或保留多余人员，这些人员应及时调配到人力不足的单位。这种制度设计旨在避免部队之间出现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防止某些单位过度富裕而另一些单位严重匮乏。同时，我们要杜绝只考虑本单位利益的本位主义，也要避免不顾实际情况搞一刀切的平均主义。

陈老总的话掷地有声，大家不得不认真对待。随着相关制度和原则的明确，后续工作进展顺利。到1949年3月末，第三野战军的整编任务已接近尾声，准备挥师南下，渡过长江，开启新的征程。

第三野战军的主要领导在1955年授衔时，获得了相应的军衔。陈毅被授予元帅军衔，这是对他军事贡献的高度认可。粟裕、张云逸和谭震林三位将领分别被授予大将军衔，显示了他们在军事指挥方面的卓越才能。此外，唐亮、钟期光、宋时轮、许世友、王建安、陈士榘和韦国清等七位将领被授予上将军衔，这些授衔充分体现了他们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和杰出表现。

当这些将领正式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兵团司令员或政委时，他们的级别便属于“正兵团级”。根据1955年的军衔评定规则，这一级别的军官大多有资格被授予上将军衔。

尽管三野的八位司令员和政委在1949年初名单出炉时，部队实力雄厚，按理说都能评上上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主要原因是，这份名单只是当时的情况，后来随着战事发展，各兵团的人员配置有所变动，导致最终授衔结果与最初预期不符。

以第八兵团为例，王建安最初担任代理政委，后来由第三野战军副政委谭震林接任这一职务；而第十兵团的政委则由张鼎丞接替。此外，在评定军队级别时，并非仅仅依据职务高低，而是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

1955年，陈士榘、宋时轮和叶飞三位将领分别以第八、第九和第十兵团司令员的身份被授予上将军衔。王建安作为第七兵团司令员，则是在1956年获得这一军衔的补充授予。

谭启龙调任地方职务，未获得军衔；袁仲贤担任首批外交使节，同样未授衔；郭化若被授予中将军衔；韦国清则获上将军衔。由此可见，各人的情况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