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丰年间，洛阳一处简陋的宅院外，友人刘贤良望着斑驳的院墙，叹了口气。

彼时的司马光，已年过花甲，辞官在家编撰《资治通鉴》。他日夜伏案，常常熬得双眼通红，加之年老体弱，身边竟连个端茶倒水的人都没有。刘贤良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思忖着凑一笔钱，给司马光买个婢女伺候起居。

一番筹措，五十万钱（折合五百贯）已然备妥。这在北宋，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 寻常百姓家一年的开销不过十几贯，五百贯足以买下一处不错的宅院，或是让一个中产家庭衣食无忧好几年。

刘贤良揣着钱找到司马光，把想法和盘托出。他原以为，这是雪中送炭的美事，司马光纵使清廉，也该感念这份心意。

没想到，司马光听完，却摆了摆手，沉吟片刻，提笔写下一封回信。信中没有半句客套的感谢，只有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吾几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

这句话，字字透着清贫，却字字闪着风骨。

司马光不是故作清高，他的俭朴，是刻在骨子里的家风。他在《训俭示康》里写道：“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 做官数十年，他从未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俸禄大多用来接济亲友、购置书籍。就连妻子去世时，他都拿不出丧葬费，只得把家里仅有的几亩薄田卖掉，才让妻子入土为安。

在那个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的年代，五百贯对官员而言，不过是几笔礼尚往来的 “人情钱”。可司马光偏不。他穿粗布衣裳，吃粗茶淡饭，连家里的桌椅都磨得掉了漆，却守着 “清白” 二字，不肯越雷池一步。

友人碰了壁，却对他愈发敬重。后来有人问起此事，司马光淡淡一笑：“婢女伺候，固然安逸。可我一生所求，不过是心安。若受了这五百贯，夜里岂能睡得安稳？”

这封简短的回信，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胜过千言万语。它道破的，是一个为官者最基本的底线：不贪不占，方能心安理得；俭以养德，方能行稳致远。

千年之后，再读这个故事，依旧令人肃然起敬。如今的我们，或许不必像司马光一样粗茶淡饭，但那份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的清醒，那份 “不为外物所役” 的自持，依旧是值得传承的立身之本。

毕竟，真正的富足，从来不是家财万贯，而是内心的坦荡与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