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孙通：儒生衣冠下的“法家心法”

刘邦刚做了皇帝，跟着他打天下的一大帮弟兄，论功行赏，地位提升得太快，“气质”没追上。

在刘邦宴请他们时，一个个大呼小叫，争赏论功，有的喝大了，还拔出佩剑敲柱子（拔剑击柱），很不成个体统。

刘邦很头痛。

这时有个追随刘邦的儒生叫叔孙通，自告奋勇想为皇帝解决这个烦恼。

他说可以去鲁地征召他的弟子们来，与他一起共同制订朝廷的礼仪，让大臣们知礼节守规矩。

刘邦一向是很鄙视这帮儒生的，他曾经拿儒生的帽子当尿壶。

但叔孙通及其弟子们为他搞了一套“尊君卑臣”的朝仪，让刘邦十分受用，喜滋滋地说：“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了做皇帝的尊贵啊！”

从此连带对儒家也刮目相看了。

士阶层的分化

这是继先秦法家之后，士阶层的又一次大分化。

就拿上面的事来说，皇帝刘邦遇到问题了。

这个问题在原始儒家的框架内，是不容易解决的。

刘邦的诉求显然不是“仁义”，而是如今自己的地位变了，臣僚们仍然以原来的方式与他交往，让他感觉受到了“冒犯”。

这是权力的运行逻辑，要求制造距离，重塑认知结构。

摆在叔孙通面前有两条路，是坚守原始儒家“道高于势”的自信，还是为刘邦解决掉这个麻烦，以技术性的服务换取体制内地位的稳固？

叔孙通选择了后者，他为刘邦制定“朝仪”，表面上是恢复“礼”（叔孙通说他搞的那套“尊君卑臣”的朝仪，是综合吸收了“古礼”和“秦仪”的成果），实际上引入的是秦廷的威仪：稽首、趋步、禁声，彰显的是等级的森严。

先秦儒家是没有“君尊臣卑”这个说法的，鲁地有两个儒生就为此拒绝了叔孙通的邀请，他们对叔孙通说，您的所作所为不合乎古礼，我们不去，你去吧，不要坏了我们的名声。

这两个儒生没有留下名字，他们显然选择的是一条与叔孙通截然不同的道路。

士阶层的这种分化，在后世无时无之。

有为命请命的人，有舍身卫道的人，有左右逢源的人，也有出卖良知的人。

儒家与权力的“双向奔赴”

原始儒家的框架为什么解决不了刘邦的问题呢？

就是因为在一个帝制已然成为事实的时代，空洞的道德说教，根本无法消解权力本身的运作逻辑。

权力天然敌视平等，刘邦对“拔剑击柱”的反感，并不是说这种行为本身有多么大的危害，而是这种行为，暗示着他们君臣之间曾经的“平等”（打天下时同生共死、不分你我）。

刘邦为此感到不安，因为这种被暗示的“平等”，提供了另一种关系想象的可能性。

这也是为什么历代开国君主，往往比守成之君更在意礼仪。

因为他们面对着更多曾经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人，必须用最强烈的仪式化手段，来切断这种关于“平等“的记忆。

所以说叔孙通这次入法家之“室“，而操其”戈“，是一个重大历史节点。

儒家从此转向，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儒法合流“，开启了儒家与皇权近两千年的”互动“—— 既有儒家伦理对皇权的柔性制约，也有皇权对士人的刚性规训。

有必要说明的是，这次转向，并不仅止是儒生的主动选择，同时还有权力的倒逼,可以算是一种“双向奔赴“。

尽管随着皇权的不断加强、发展、成熟，儒家处在“节节退守“的地步，但无可否认的是，在坚守”道统“和制约君权方面，儒家一直在做力所能及的努力。

随着明、清君主集权的加剧，士人的抗争也更为激烈。

而抗争往往以失败告终，无数士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我们如果不尊重儒家的这些努力，那么对待这段历史，就不算是实事求是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