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元年（960年）四月，距陈桥驿兵变仅过了三个月，在皇位上还没稳的赵匡胤就接到报告，昭义军节度使李筠以匡复周室、讨伐叛逆为名起兵。宋军花了三个月才平定了李筠。九月，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又起兵了。一年之内，接连发生了三次兵变，对于见惯了武将乱政的平民百姓而言，早已见怪不怪了。很少会有人意识到时代已经变了，在李重进被平定后，那些经历了多场兵变的百姓们再也没有经历过一场兵变。
后周
自唐末藩镇为患时起，统治者们就不断尝试终结武人乱政，起初的做法就是建立起一支绝对忠诚的军事力量。在中央，朝廷编练了神策军，在地方，节度使们也选募精锐，组成了牙兵。为了让牙兵们忠心无二，节度使们使出了各种花招，包括提高待遇、将牙兵家属作为人质，认义子、收女婿更是成为一时风气。但所有的忠诚都是有利益交换的，当反叛的收益高于忠诚时，所有的拉拢与牵制都将失去意义。
五代十国时期，中央禁军的实力不断加强，但统领禁军的武将又成了新的“藩镇”，后周太祖郭威、宋太祖赵匡胤都是依靠禁军篡位。因此赵匡胤在平定了李筠、李重进之后，首先拿拥立自己的禁军开刀。只有把禁军牢牢掌控，才能稳住朝局，威慑藩镇。
“杯酒释兵权”是赵匡胤消除武将乱政的名场面，其目的就是体面的罢黜统帅禁军的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与张令铎。以酒宴的方式罢免昔日同生共死的老兄弟比起五代时期的杀伐是一种进步，但在罢免四人以后，禁军还会出现新的军头，这就必须拿出切实可行的防范制度了。
北宋初年的禁军制度沿袭北周旧制，分为两个系统，分别为侍卫亲军和殿前军。侍卫亲军始建于后梁朱温，下辖侍卫马军（骑兵）和侍卫步军（步兵）。侍卫亲军司的主官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副官为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另有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侯负责监督训练与维护军纪。其下辖的马军司与步军司也各有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
在陈桥驿兵变前夕，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就是在淮南起兵的李重进，李重进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战功赫赫。周世宗去世前，担心自己死后幼子无法镇住李重进，就把他调往淮南，但仍担任都指挥使，只不过侍卫亲军的实际工作由副都指挥使韩通主持。韩通是陈桥驿兵变时少有的为国捐躯的大忠臣，但都虞候韩令坤、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都是赵匡胤的老兄弟，韩通是被架空了。
陈桥驿兵变
殿前军是周世宗所建，其目的就是制衡侍卫亲军。殿前军的主官是殿前都点检，首任都点检由周世宗的女婿高怀德担任。高怀德与李重进争斗不已，周世宗担心自己死后二人会生乱，就在调离李重进的同时罢免了张永德，接任都点检的人正是赵匡胤。在陈桥驿兵变前夕，整个禁军系统几乎都站在赵匡胤这边，黄袍加身毫无悬念。
杯酒释兵权之前，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已经被委派外镇。杯酒释兵权中的石守信是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张令铎是侍卫亲军都虞候、高怀德是殿前副都点检、王审琦是殿前都指挥使。几人被解除兵权后，禁军系统中的高级将领仅剩下殿前都虞候赵光义，也就是赵匡胤的亲弟弟。
赵匡胤为防止下一个自己出现，在罢免禁军诸将后就不再设置殿前都点检和副点检，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也一直空置，侍卫亲军马军司与步军司开始独立出来，与殿前司并称为三衙。但赵匡胤觉得这样还不够，三衙的主官、副官也长期空缺，实际主持禁军工作的是级别较低、威望不足的中下级军官。这些军官统领禁军虽由皇帝授任，却名不正言不顺，大家都是同级别的，凭什么要听你的。
降诸将之职，分禁军之权在一段时间内的确起到了防患兵变的作用。但时间一久，难保底下的军头们不会相互串联生事。于是赵匡胤又把调兵、诸将任免的权力收到了由文官把持的枢密院，禁军将领只负责军队的日常训练。如此崇文抑武的结果必然会带来禁军战斗力的严重下降，但下降总比造反好。而且下降需要时间，利用这段时间，赵匡胤带着一支俯首听命的禁军向地方节度使步步紧逼，软硬兼施，迫使节度使们服从朝廷。
节度使能够割据地方，离不开行政权、财政权和兵权的支撑，宰相赵普针对节度使的这三根支柱，向赵匡胤进献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三条对策。三策的道理很简单，早就被之前的统治者试用过了，可由于种种原因，均告失败。稳妥起见，赵匡胤并没直接夺权，而是折中迂回，然后步步为营。
建隆四年(963年)六月，赵匡胤以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在大名府“专恣不法，属邑不治”为由，派人四位朝官到大名府担任知县。天雄军是北方强藩，符彦卿是五代名将，早在后唐时就已扬名沙场，他还是周世宗的老丈人。赵匡胤之所以要先拿他开刀，既是担心他像李筠、李重进那样打着恢复后周的旗号起兵发难，也是希望通过扳倒最强的天雄军，达到让天下藩镇望风归服的效果。
大名府
符彦卿知道赵匡胤的打算，但赵匡胤的做法里里外外都挑不出毛病。此举虽然越过节度使任命地方官，打破了节度使委派地方官的旧例，但这四位知县的上任有颇多特殊之处。首先四位知县在担任知县的同时，仍兼着朝中官职，知馆陶县的奚屿身兼大理寺正、知魏县的王祜与知永济县的杨应梦都身兼监察御史、知临清县的于继徽身兼屯田员外郎。
四人在担任知县的同时仍兼任朝官，表明四人的身份更像是朝廷下放的钦差，是辅助符彦卿根治“专恣不法，属邑不治”的乱像的，是特事特办，不是朝廷要抢过地方官的任命权。而且四人都是较为低级的县级官员，而非高一级的州府官员，对节度使的牵制作用有限。当时大名府有十七个县，派驻四名朝官知县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因此符彦卿也没有理由发难。
朝官知县制度在符彦卿这开了头，很快就在其他藩镇推广开来，县级官员虽然职权不大，但更接近基层。在掌控了基层的控制权后，赵匡胤又派出朝官担任州府官员，逐步撤销了藩镇。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彻底废除了节度使制度，全国州县都由中央直辖。
郡（州）县二级地方行政制度在秦朝、西汉初年、隋朝都实行过，但受限于种种技术手段，中央直辖数量众多的郡县往往力不从心，反而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掌控。西汉武帝设立州—郡—县三级行政制度，唐朝设立道—州—县三级行政制度都是为了提高治理效率。但州与道这种大区长官很容易脱离朝廷掌控，成为割据地方的势力，东汉的州刺史后来变成了州牧、唐朝各道按察使（后改称称黜陟使、采访使）后来变成了节度使。
魏晋至唐初。朝廷为了制衡地方大员，采取了军事与民政分离的政策，刺史负责民政，都督负责军事。但实际上分权制衡很难落实，要么是刺史越权掌握了军事指挥权，要么是都督越权掌握了民政，或者两个职位干脆由一人担任。
宋朝为了提高治理效率，也设置了路—州—县三级地方行政机构，但宋朝吸取了前朝的教训，把路一级的权力一分为四，转运使负责财政，安抚使负责民政与地方治安，提举常平使负责管理常平仓、义仓等仓储，调节粮价，同时掌管茶、盐等专卖事务及地方水利等，提点刑狱使负责司法。四使互不统属，各自处理份内事务。路一级的官员虽然品级在州县官员之上，且对州县官员有监察之权，但官员的任免权都在中央。
宋朝行政区划
另一方面，州县官员上奏事务到中央一般是逐级上报。但宋朝也开辟了特殊渠道让州县官员的上奏意见可以直接送达中央。如遇到紧急军情、重大灾害、地方冤情或发现路一级官员有不法行为等，州县官员可以通过特殊的渠道直接向朝廷上奏。这样一来，形成了路一级官员与州县官员相互监督的权力体系，四使只有义务干事，没权力控驭州县，既提高了行政效率，又避免了地方割据，终宋一朝，地方势力不复为患。
财政是藩镇养兵的基础，自唐朝设立节度使开始，地方财政税收被分为三份，一份上交中央，称为“上供”；一份由节度使调用，称为“送使”或“留使”；一份留给州府自己使用，称为“留州”。安史之乱后，节度使权力逐渐扩大，“留州”与“留使”合而为一，都进了节度使的钱袋，“上供“的份额越来越少。
乾德二年（964年），赵匡胤采用赵普的“制其钱谷”的政策，将财政三分改为“上供”与“留州”二分，取消了“留使”。节度使虽被剥夺了财权，但“留州”的份额并不是硬性规定的，而是由州府官员酌情申报的。当时的州府官员还都是由节度使掌控，因而此番改革相当于改革了个寂寞。但随着朝官知县、知州的推行，节度使们被釜底抽薪，情况就不一样了。
唐宋之际贸易发达，经济货币化远超前代。要制藩镇的钱谷，货币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唐朝出现了汇兑业务，被称为飞钱。飞钱分为官办与商半两种，商办的类似于后来票号，可以凭借某地开出的存款票据到另一地取款。官办的则是利用了各地设立于京城的进奏院，商人在京城把钱交给诸军、诸使或诸道设于京城的进奏院，进奏院发给半联票证，另半联寄往各地相应机构。商人回本地区后，持半联票证前去取款，核对相符即可领到货币。
北宋开封府
这样一来，各地进奏院就可以在京城筹集钱财上供朝廷，免去了运输费用，还可以赚取一笔经办费用。商人们也可以更便捷、安全的从事贸易往来。宋初的节度使们深谙此道，飞钱业务做的不亦乐乎。眼见节度使依靠飞钱业务赚的盆满钵满，开宝三年(970年)五月，赵匡胤亲自下场，在开封开设便钱务，规定商人可以将现钱交给国库，然后由便钱务发给票据，商人凭票到各州府取款。
因为钱没有经过各地节度使的进奏院，所以节度使们仍要继续上供，被商人兑走的都是留州的那一部分。国家财政一盘棋，留州的钱也是大宋的，州府钱不够了，中央可以调拨嘛。这下形势逆转，节度使们只能乖乖听话。到了宋朝中期，藩镇之患彻底消除，朝廷也放开了从地方到开封来兑换现钱的业务，贸易往来更加繁荣。
在掌控州县与制其钱谷后，削夺兵权也就水到渠成。不过赵匡胤并没有武断的遣散藩镇军队。唐末到五代，骄兵问题造成的危害比节度使割据还要严重。节度使们再逆反，大体还能遵从朝廷律令，可骄兵们就无所顾忌了。一旦赏钱不到位或者自己有被裁汰的可能，他们就聚众为乱，驱逐或诛杀节度使。因此尽管节度使们已经难以作乱，但各藩镇的军队却并没有被驯服。赵普的“收起精兵”的“收”字就恰到好处，既解决了地方军队的待遇问题，又将精锐士卒收入中央禁军，削弱了藩镇军队。
建隆二年(961年)，赵匡胤下诏要求藩镇提升那些骁勇善战的精锐士兵的个人等级。诏令一下，各藩镇积极响应，因为上报的精兵越多，就有理由截留更多的财税养兵，因此各镇纷纷翻出压箱底的精锐部队上报朝廷。乾德三年(965年)，赵匡胤又一道诏令，让各镇精兵来开封接受检阅，由朝廷的军头司负责拣选，符合标准的就留下补入禁军，不符合标准的就退回藩镇。
由于此前藩镇已经漏了家底，朝廷便掌握了主动权，一步步的将地方精锐收入禁军。十余年间，驻扎在京城的禁军数量从十余万人迅速膨胀到近四十万人，地方军队只剩下了老弱病残，只能负责工程劳役与地方治安，被称为厢军。
过去骄兵屡次作乱，其主要原因是在募兵制下士兵及其家属的生活都依赖军队的粮饷发放。无论是发饷不到位还是军队要裁员，都得过他们这一关。收取地方精兵后，养兵压力就转移到了朝廷，如果处置不当，几十万禁军在开封原地暴乱，其危害远超节度使造反。
对此，赵匡胤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将禁军中的老弱病残划为剩员，剩员保留军籍，拿之前军饷的三分之一或者更少，不用再出征作战，只负责劳役。如此一来，禁军人员精简，剩员也保住了饭碗，作为工程兵或后勤兵的剩员还替代了原先朝廷雇佣的劳工，又省去了一笔费用，骄兵问题就这样被迎刃而解。
在解除藩镇割据和骄兵问题之后，赵匡胤又回到了问题的起点，禁军要怎么控制？前面提到，赵匡胤已经出台了降低禁军统领职级和分割禁军权力的政策，但这些仍不足以完全消除禁军造反的隐患。于是之后的宋朝在崇文抑武的路上一路狂奔，以文官统军、禁军频繁更戍、更戍换兵不换将等政策纷纷出台。效果确实显著，不过后遗症大家也都很清楚，抑武就是弱兵，弱兵就是弱宋。不过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恐怕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在宋朝革除藩镇之患的过程中，宋初政治的长期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赵匡胤在位十六年，在五代中，也只有国祚最长的后梁（十七年）比他在位时间长。长期稳定的政治局势为削藩政策的持续推行创造了有利条件。宋朝君臣很好的利用了这段时间，一举革除了藩镇之患。巧合的是，唐朝最后一位实权皇帝唐昭宗也在位十六年，在位期间，唐昭宗也励精图治，压制藩镇，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一个没落帝国中力挽狂澜的难度远大于在一个新兴帝国中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政治斗争的背后都是利益，晚唐积弊丛生，利益蛋糕越来越小，利益交换的空间极为有限。没有利益交换的基础，改革的失败就是必然。在赵匡胤在内部进行削藩之时，对外的征战也捷报频传，新征服的土地既成为了各项集权政策的试点，加强了朝廷的力量，让节度使们不敢造次。也成为了进行利益交换的充沛资源，使得类似于“杯酒释兵权”这样以财富换取兵权的政策得以大范围推行，让削藩造成的动荡降到最低。在萝卜加大棒的组合下，笼罩苍生百年之久的藩镇之患最终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