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的灭亡过程一直都是个谜。

《吕氏春秋·慎大》说：“汤……故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未接刃而桀走”，如果我们认同当前主流观点提出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晚期都城斟鄩的话，那么从考古发现来看，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均未遭到明显破坏且持续保持了繁荣，似乎佐证了夏桀不战而逃的历史记载。

但是，同属战国文献的《上博简·容成氏》和《墨子》却提到了商汤伐夏时有过多次大战，并依靠祝融的帮助烧毁了夏都的西北城墙。同样是《吕氏春秋》，也明确记载着“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

显然，鸣条之战是夏商鼎革的决定性一战，这一点在历代文献中都毫无争议。

一方面是不战而逃，一方面又是史有确载的鸣条之战，这种前后矛盾的情况只有一种解释：面对商汤的军事行动，夏桀先是弃城而逃，而后重新组织力量进行抵抗，最终夏桀战败，夏朝覆亡。

那么夏桀为什么不一开始就选择在都城一带抵抗呢？这还得从夏桀诡异的逃亡路线说起。

我们都知道，商文化的前身是河北易水一带的下七垣文化，根据考古发现显示，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下七垣文化沿豫东和豫北的濮阳、浚县、滑县、长垣、杞县一路南下，而后与山东的岳石文化（东夷族群）汇合后一路西进，完成了对豫西二里头文化的取代，并发展成了二里岗早商文化。

而在甲骨文的卜辞中，商人称呼一个被灭掉的政权为西邑，结合《清华简》等出土文献记载的“西邑夏”这一称谓，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夏朝的方位在西，而商朝的方位在夏朝以东，商汤伐夏的总体行军方向是自东向西。

从夏、商统治疆域的视角而言，豫西和晋南的二里头文化区域属于夏桀的控制区，而冀南、豫东、豫北明显带有下七垣文化特色，说明这块区域是商族的势力范围，特别是在商汤灭掉韦、顾、昆吾三个设在夏都以东的诸侯国后，商朝的势力已经抵进郑州一带。

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夏朝与东方诸侯的直接联系被切断，夏朝本部需要直接面对商族的军事威胁，换言之，从郑州一带失陷开始，商汤就已经打到夏桀的家门口了。

这个时候的夏桀做了哪些军事部署呢？

据《吕氏春秋》记载：“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于郕，遂禽（擒）推移、大牺”，在鸣条之战爆发前，夏商两国大军在郕地，也就是洛阳偃师和郑州之间的荥阳打了一仗，结局是夏军战败，夏桀的将领推移、大牺被俘。

郕地，后世称虎牢关，是洛阳盆地以东的最后一块要塞险地，郕地的失守，应该就是导致“未接刃而桀走”的直接原因。但接下来，夏桀却突然开启了“兜圈子”模式。

他先是和韦、顾之君拒汤于莘之墟，战败；而后又逃亡有娀之墟，再败；之后，夏桀沿陑、历山逃至鸣条，在鸣条一带，夏商爆发了最后一场大决战，结果是“夏师败绩，汤遂灭夏，桀奔南巢氏”。

莘之墟究竟在哪，历来都有争议，有说是今天的陕西合阳县、有说是山东曹县、也有说是河南商丘，南辕北辙，争议颇大。

不过，根据有娀之墟在晋南蒲坂（山西永济），而陑在河曲之南，鸣条在安邑西（今山西夏县）的方位大体推断，在弃守夏都二里头后，夏桀的逃亡方向是一路向西，而后从晋陕豫交界之地北上进入晋南的永济，而后又向东抵达夏县，最后鸣条大败，夏桀逃到南巢。

那么这个“南巢”又在哪里呢？《国语》《淮南子》这些史书均将南巢指向今安徽巢湖一带，亦有考古工作者结合二里头文化在淮南的播迁，认同夏桀最后的逃亡地就在安徽境内。

据此我们可以勾勒出夏桀诡异的逃亡路线：从洛阳出发一路向西，而后择向北进入山西南部，由西向东横穿山西南部重新回到河南，再一路向东南经淮北进入安徽巢湖，可以说是绕着河南兜了一个大圈子。

让人感到非常困惑的是，在夏桀从洛阳偃师出逃之前，豫东、豫北已经成为了商族的势力范围，在如此紧迫的战争形势下，夏桀居然能翻越太行山而后横穿商族的控制区抵达今安徽巢湖，显然很难解释的通。

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就在今年的5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发布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大成果，通过对二里头青铜器展开铅同位素分析得出：二里头遗址铜矿来自晋南中条山，也就是文献中提到的历山。

这为夏桀逃亡晋南提供了更多的合理性支撑。中条山区是二里头文化的覆盖区，是夏朝统治中心区域被攻占后仅存的直辖地，这里不仅地势复杂、易守难攻，且有铜矿和丰富的森林资源可以持续供给生产和战争所需。

不仅如此，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中区发现的属于第三期的双重壕沟，以及第三、四期的大量箭镞，也与鸣条之战在时间和地理位置上吻合。

所以，在基本确认鸣条战地在晋南之后，《尚书》中关于商汤伐夏需要“升自陑”（翻越地势险阻）”，继而“升道渡河（渡过黄河）”也就解释的通了。

单从据守晋南这一点来看，夏桀似乎并没有那么昏庸。但对于商汤而言，伊洛平原的主要战略资源供给地依然被夏族势力掌控，这一点是决不能容忍的，所以，商汤在攻占西邑后，对“夏播民”发出了追杀令：“夏播民入于水，曰： ‘战’。帝曰：‘一勿遗（一个不留）’”。

根据科技考古发现显示，在二里头与郑州二里岗期出土铜器的微量元素数据存在相似性，呈现出与铅料相似的变化规律，说明夏、商两朝的铜、铅原料具有传承性，均来自晋南中条山铜矿。

与此相呼应的是，在二里头文化在晋南的最后据点东下冯遗址消亡后，中条山铜矿区所在的被崇山峻岭阻隔的峡谷地带新建了垣曲商城，在如此封闭的一块区域大兴土木修建城池，表明商朝急于掌控这里的铜矿资源。

《尚书·汤誓序》曾言：“桀都安邑，汤升道从陑，出其不意”，“出其不意”四个字恰恰说明商汤为了迅速攻占晋南，是颇费了一番功夫的。

那么夏桀最终的逃亡地南巢，又作何解释呢？

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学者王宏宇提出：《太平寰宇记》记载，在襄陵县（今山西临汾襄汾县）北有巢山，县东南有巢山水，不排除巢山南部的巢水被称为南巢的可能性。从史料的可信度和战争形势两方面来分析，夏桀所逃奔的巢位于今晋南地区襄汾县襄陵镇更为合理。

事实上，在商汤得到晋南后，夏朝也就彻底丧失了复国的可能，这个时候夏桀究竟是逃亡到晋南的山区巢山还是千里之外的安徽，对于商汤而言就不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