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 “玩家”，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谁？是挥金如土的富二代，还是沉迷消遣的闲人？可要是问马未都，这位顶级收藏家准会拍着胸脯说：“我一生最佩服的，就王世襄！” 你可能会纳闷，王世襄何许人也？能让马爷如此推崇，难不成是玩界的 “天花板”？还真没错！他是上个世纪北京城响当当的公子哥，出身豪门却不恋富贵，一辈子就爱 “玩”，别人玩物丧志，他偏要玩物养志，那些说 “有钱才能玩” 的人，在他面前，简直就是没见过世面的暴发户。
有人说，十万个王思聪，也玩不过一个王世襄。我倒觉得，这话都保守了！王思聪玩的是钱堆出来的排场，而王世襄玩的是骨子里的通透，一个是纨绔子弟的消遣，一个是玩界祖宗的境界，压根就不是一个段位，怎么比？
王世襄的家世，说出来能惊掉不少人的下巴。马未都曾说：“和他家比，今天的豪门都只是旁门。” 这话可不是吹牛，他高祖是工部尚书王庆云，曾祖是刑部主事，祖父也是工部尚书，妥妥的官宦世家；到了民国，父亲还是国务院秘书长，权势富贵样样不缺。更难得的是，王家不只有钱，更有文化底蕴 —— 伯祖是梁启超的老师，母亲是著名花鸟画家，工诗词、善书法，舅舅金北楼更是和张大千齐名的画坛领袖，其他舅舅也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有钱的家庭未必有文化，有文化的家庭未必有钱，王世襄偏偏占了两样，既是物质贵族，也是精神贵族，这样的家学渊源，可不是随便能比的。
1914 年，王世襄出生，祖父给他取名 “世襄”，父亲盼他在乱世中平安，便叫他 “长安”，家人都亲切地唤他长安。3 岁时，家里就请了最好的私塾先生，教他四书五经、经史子集，可这孩子偏不按常理出牌，对那些之乎者也半点不感兴趣，反倒成了家里的 “捣蛋鬼”，舅舅都调侃他是 “捅马蜂窝的”，有他在的地方，永远热热闹闹，让人哭笑不得。可你别以为他只是调皮，家人泼墨作画、雕刻竹简时，他总会安安静静地站在一旁看，那些高雅的精神生活，早已在他心里扎了根，多年后他感慨：“要是没有这样的家学，我的人生可能是另一种方向。” 出身或许决定不了人生，但能悄悄影响人生的底色，这话在他身上，再合适不过。
都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王世襄越长越大，非但没长成家人期待的 “正经模样”，反倒越来越痴迷于 “玩”。一开始，他看人家斗蛐蛐、养鸽子，看着看着就手痒了，可他玩得跟别人不一样 —— 别人玩是图个乐子，他玩就要玩出 “门道”。为了找一只好蛐蛐，他能在蛐蛐摊前蹲一整天，找不到就自己进山捉，跟大自然斗智斗勇；捉到好蛐蛐，就自设斗局，邀请各路玩蛐蛐的大神一较高下，没几年，就从一个业余玩家，变成了顶尖高手，连号称 “百战王” 的老玩家，都栽在了他手里，那时候，他还只是个中学生！
玩够了蛐蛐，他又迷上了养葫芦。这活儿可不简单，得在葫芦还小的时候套上模具，等它长大再拆模，稍有不慎就前功尽弃，可王世襄偏要挑战，硬生生把葫芦养得形态各异、巧夺天工。之后他又玩鸽子，为了训练鸽子的灵敏性，他拿着杆子上屋顶赶鸽子，满院子追着跑，写作文篇篇都讲鸽子，气得老师下了最后通牒：“再写鸽子，一律零分！” 可他压根不在乎，爱屋及乌，迷上鸽子后又研究鸽哨，别人听着是噪音，他却觉得是最美的音乐，为了找一只好哨子，他寻访各路玩家，和 “哨痴” 王熙咸成了知己。
更绝的是，他还玩鹰、训狗捉獾！鹰多凶猛啊，寻常人连靠近都不敢，可王世襄偏不信邪，硬生生把鹰训得服服帖帖，架鹰扑兔，一扑一个准，完了就左擎苍鹰、右扛兔子，大摇大摆地回家；训狗捉獾更是难度系数拉满，他也照样玩得风生水起。他自己也笑说：“我自幼及壮，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架鹰逐兔，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 很多人觉得玩是浪费时间，可在他眼里，任何事做到极致，就是本事，玩也一样。
在王世襄看来，真正的玩，从来不是花钱买消遣，有钱有有钱的玩法，没钱有没钱的玩法，关键是要玩得开心、玩得通透。那时候摩托车是稀奇货，街上出现一辆就围观者众，可王世襄却不以为然：“这算玩什么？怎么也得骑一匹白马！” 不是买不起摩托车，而是他不屑于用花钱来彰显自己，少年公子，马上郎君，这才是他要的玩趣。
上大学时，家里让他学医学，说乱世盛世都好找工作，可他心思全在玩上，上课手上架着鹰，兜里揣着蝈蝈，老师讲课他听蝈蝈叫，同学们笑得前仰后合，他也不管不顾。结果可想而知，医学成绩一塌糊涂，老师勒令他转专业，说 “别将来害人害己”。没办法，王世襄只能转去学文学，不是因为喜欢文学，而是因为学文学能光明正大地写鸽子！后来，他还真写了好几本关于鸽子的书，成了玩鸽者的必读书目，你说他玩得牛不牛？
可富贵就像草上霜，终究不牢固。王世襄大学毕业没多久，家道中落，只能靠典当物品维持生活，母亲也不幸去世，这时候的他，才收起玩心，驱散了鸽子、送走了猎狗、遣散了雄鹰，把心爱的蛐蛐罐、葫芦都束之高阁，潜心苦读。可他就算不玩了，也能把 “玩” 变成学问 —— 他研究养鹰的历史，从古籍里考据中国人养鹰的渊源，结合自己驯鹰的经验，写出了细致入微的学术文章，把爱好玩成了学问，这才是真正的高级玩家！
1943 年，王世襄南下求职，想去傅斯年的 “史语所”，却被人鄙视：“燕京大学出来的，不配进我们史语所！” 王世襄也不生气，转身就进了梁思成、林徽因组织的中国营造学社，跟着他们探访古建筑，从此爱上了文物。抗战胜利后，他被派去追回国宝，这活儿又累又费脑，得和古玩商斗智斗勇，还得四处筹钱。那时候国家国库空虚，他就想方设法向爱国人士募捐，最终筹得 10 万美元，买回 422 件珍品瓷器；1946 年，他先后追回 7 批文物，光是古书就有 107 箱，妥妥的国宝守护者。
后来，他成了故宫博物院的科长，说白了就是代理院长。那时候的故宫，历经战乱，杂草丛生、房屋漏雨，王世襄就亲自带队，打扫尘土、修补房屋，一点点把故宫整理得有模有样。忙完工作回家，他就和妻子弹琴吟诗、赏画淘宝，在古玩街挑些别人不要的小玩意，拿回家精心呵护，夫妻二人能高兴好几天。在他眼里，玩不是消遣，是人生的解药，再忙再穷，也能玩出乐趣。
可偏偏树大招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追回国宝的功绩，反倒成了被攻击的罪证，有人污蔑他 “从中牟利”，荒诞的罪名铺天盖地而来。王世襄被关进监狱，编号 38，淘来的宝贝全被抄走，出狱后又被革去工作。朋友看不下去，想给他介绍稳定工作，他却摆摆手：“一个人连玩都玩不好，还能把工作干好？” 没了工作，他更自在了，写论文、种葫芦、养鸽子，照样玩得风生水起，《谈展子虔 < 游春图 >》《古琴名曲广陵散》等文章，都是他 “玩” 出来的成果。
可灾难还没结束，红卫兵砸了他的宝贝，拔了他的葫芦，他没办法，只能主动上交藏品，只求能留它们一个全尸。后来，他被下放到干校放牛改造，这一放就是两年。别人觉得苦不堪言，他却玩得不亦乐乎 —— 牛在山上吃草，他就躺在青草地上晒太阳、听鸟叫，觉得这里就是仙境；被派去养猪，他就写诗：“池塘一片水浮莲，日日猪餐日日鲜。自笑当年缸里种，只知掬月照无眠。” 吃不饱，就进山采蘑菇、去水里打鱼，和当地农夫学打鱼技巧，还能做出一桌子鳜鱼宴，炒、炸、糖醋、清蒸，样样俱全。
王世襄还特别会做饭，少年时就总钻厨房，跟着家里的名师学做菜，煎炒烹炸样样精通。有一次，朋友聚餐，每人做一道菜，别人都精心准备，他却扛着一捆葱就去了，就凭一道焖葱，让其他菜都黯然失色。连汪曾祺都不得不服，说：“学人中真正精于烹饪的，当推北京王世襄。” 他玩蛐蛐，写出《蟋蟀谱集成》；玩葫芦，著有《读匏器》；玩明式家具，留下《明式家具研究》，每一样玩物，都被他玩成了学问，玩到了极致。
有人问他，精心收藏的家具被运走时，会不会难过？他却云淡风轻地说：“对文物的占有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研究和欣赏。由我得之，由我遣之，这就是最圆满的结束。” 这份通透，可不是一般人能有的。那些为名利纠结、为得失烦恼的人，在他面前，反倒显得格外狭隘。
2009 年，王世襄去世，有人感慨：“京城第一玩家驾鹤西去，京城空余鸽哨声。” 香港作家董桥也哀叹：“这样的老人，以后没有啦。” 他一辈子都在玩，玩得通透、玩得纯粹，玩过富贵荣华，也玩过苦难坎坷，别人把生活过成了枷锁，他却把生活玩成了诗。
他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大家，就是个爱玩儿的 “老顽童”，不恋名利、不执得失，把每一件事都玩到极致，把每一天都过得有滋有味。那些说 “玩是浪费时间” 的人，那些觉得 “有钱才能玩” 的人，从来都不懂，真正的玩，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取悦自己灵魂的方式，是千帆过尽后的通透与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