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日本间谍出狱回国，他对日媒说：我喜爱中国，许世友是我恩人.......
1977年，侵华日军特务河下谷清在中国服刑结束，他向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提出申请，请求恢复日本国籍，想要带着他的中国妻子和四个混血儿女回到日本。
河下谷清的情况按照日本当时的法律是可以当作特例来处理的，他的中国妻儿愿意加入中国国籍，没有多久手续就办妥了。
河下一家刚刚抵达日本，就有别有用心的媒体记者前来采访。河下作为特务、间谍在中国待了这么多年，又曾经在监狱里面服刑，这些媒体想要从他口中听到的内容不言而喻。
而河下面对这些记者的时候，还没有等他们问出问题，就直接抛出一句：“我，河下谷清庄重宣告，我反对战争，热爱和平！”
过了一会儿，他觉得说得还不够明确，又着重补充了一句：“我喜爱中国！”
想要借此大放厥词的日本记者全都目瞪口呆。
河下谷清如此高调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亲友都有些担心他将来在日本国内的境遇。
然而没有人能想到，迎接他的，是人生的完全逆袭，他竟然在5年内成为了亿万富翁。
这更让他坚信，他余生所有的财富和幸福都是因为他的认罪！
都是因为他诚心诚意对中国人的忏悔！
01
1957年夏，住在南京中山陵八号的许世友将军正在家里张罗着招待一位客人。
他拿出了最爱的贵州茅台，吩咐厨房烹饪自己捕猎的野味、自己养的鲜鱼、自家种的蔬菜。
许世友倒不是招待什么贵客，而是自己曾经的老警卫员徐永卿。
徐永卿是山东威海人，少林弟子，18岁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秘密参与抗日。
他身手矫健，人非常机警，空手能打趴一群日本人，后来他被组织调给了许世友做警卫员，尽职尽责。
1945年，徐永卿在一次和日匪的交战之中身受重伤，不得不离开了老首长许世友，离队治疗。
1949年，徐永卿来到了福建，根据组织的安排，转业在一家工厂当副厂长。
这次徐永卿是去上海出差的，回福建的时候顺道来南京看看许世友将军。
许世友别提多高兴，见到老部下面对面坐在小餐桌上，不住地喝酒，回忆着当年的峥嵘岁月。
徐永卿这次来看老首长只是目的之一，酒过三巡，他说起了另一件要紧事。
“首长，我这次在上海，看到了一个熟悉的日本人。此人是个危险人物，曾被地下党组织认定是日本特务。他叫河下谷清。”
许世友一听，面色凝重：“你详细说说。”
徐永卿一五一十将他和河下谷清在抗战时期的交手经历告诉了许世友。
徐永卿刚刚认识河下的时候，一直觉得河下人不错，是个难得有正义感的日本人。
他是一名日本工程师，当时徐永卿在济南铁路局机务段当钳工，地下党组织曾经安排他学习了一些简单的日本口语，希望他能多和铁路局的日本人接触，获取情报。
河下是一个非常有亲和力的人，他对中国的工人都非常客气，很快就和徐永卿聊了起来，有时候还会一起喝酒聊天。
徐永卿对河下有了个详细的了解，并且对他格外有好感。
河下谷清的父母都是早年来东北行医的医生，他出生在吉林，从小生活在中国。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对这片土生土长的地方还是比较有感情的。
因为这样的成长背景，他对日军侵华非常痛心，他坚决反对侵华战争。对被日本人摧残的中国军民，他每次提到都充满了同情。
在济南铁路局的日本人之中，河下的反战立场是公开的，他似乎根本不害怕宪兵队的调查，也不怕会被迫害。
这是徐永卿从河下口中得到的信息，他也听身边的同事说过，这名日本工程师一直在秘密帮助中国抗日人士。
年轻的徐永卿将这名日本人当作了可靠的朋友，而河下也很快发现了徐永卿的地下党身份，他非常惊喜，从此以后还会偷偷帮助徐永卿执行任务，让徐永卿对他深信不疑。
比如一次组织给徐永卿一个重要任务，在日本皇室代表来济南视察的时候，在济南火车站贴上反日标语。
但日本宪兵队早就进驻火车站，围得像个铁桶一样，根本进不去。徐永卿就想到了河下，抱着尝试的心情，向河下提了出来，河下马上打包票交给他去做。
这件事最后都不用徐永卿亲自动手，河下就这样做成了。这在济南成了大新闻，还在整个山东流传，日本内部也以此围耻。
徐永卿经过这件事之后就像地下党组织推荐了河下这个人，组织经过研究，觉得此人可以继续接触，这样的友好人士也是我们所欢迎的，和国籍无关。
河下从此以后更加胆大，还忙着组织起了“中日反战青年联盟”，他被徐永卿当作了一名亲密的同志。
就在这个时候，徐永卿在济南的潜伏工作到此为止了。
他因为被叛徒出卖，不得不离开济南。
说起这段时期，徐永卿很庆幸能遇到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为这样突然的离别感到可惜。
万万没有想到，徐永卿回到根据地之后，另一名地下党员告诉他，河下谷清是一名特务，他是日本宪兵队安插进济南铁路局的，专门负责搜集抗日情报。他曾经骗出了多名抗日青年，这些青年有的就这样死在了日本宪兵队的监牢里面。
徐永卿又惊又恨，河下给年轻的徐永卿上了沉痛的一节课！
02
回过头来想，河下这样一位没有什么背景的工程师，如此高调地支持抗日，敢打包票在宪兵队眼皮子底下贴抗日标语……这怎么可能？
徐永卿背脊发寒。
如果他没有因为意外离开了济南，他一定会继续和河下合作，所谓的“中日反战青年联盟”就是明晃晃的陷阱，从徐永卿来到铁路局的第一天，河下也许就已经注意到了他，所有的一切都是经过河下精密设计的！
现在地下党组织已经察觉到了河下的真实身份，一定会对此人进行防备。
不过从此之后，徐永卿再也没有听过河下谷清这个名字。
徐永卿觉得，既然一直没有这个人的情报，一定是被锄奸队锄奸了，或者战败之后直接回了日本。
但徐永卿万万没有想到，这次来到上海，竟然在马路上直接遇到了河下。
当时徐永卿正在公交车上，河下在路边慢慢走着，徐永卿看到他第一眼就觉得熟悉，仔细一想立刻想到了河下谷清这个名字。
差一点，徐永卿就将这个名字脱口而出，他意识到不能这样打草惊蛇，于是在下一站赶紧下车，等匆匆跑过去，早就不见河下的影子了。
徐永卿总觉得不安心，思来想去还是找许世友报告一下这件事比较好。
许世友听完问了一遍：“你确定那人就是河下谷清？”
徐永卿回答：“我一直盯着他，肯定不会认错。”
许世友也觉得此事比较特殊，让徐永卿现在写一份材料，他要转交给上海方面，对此人进行调查。
徐永卿当天住在了南京的招待所，连夜写好了材料。不过经过一夜，许世友觉得这样还不够稳妥，他写了一张介绍信，让徐永卿连着材料和纸条，立刻寄往上海。
徐永卿包好信封之后，以挂号信的形式寄到了上海，信封写着：中共上海市委柯庆施书记亲启。
徐永卿的信夹杂在很多群众来信之中，每天柯庆施收到的信又上百封之多，柯庆施来不及一一看信和回复，所以也安排了专门的信访部门人员一一拆开记录。
因为徐永卿的信件里面有许世友的纸条，所以信访部门立刻送到了柯庆施的办公室，柯庆施非常重视，当天就下达了批示，要求上海市公安局立刻调查清楚。
于是，许世友的纸条，柯庆施的批示和徐永卿的材料一起送到了上海市公安局，这件案子的重要程度可想而知。
公安局立刻慎重挑选侦查精英，组建专案组，尽快调查出河下谷清究竟在哪里。
上海市公安局骨干吴一竹带着三名助手小汪、小刘和老崔负责此案，组织还给他们配备了一辆吉普车，调查之中所有的支出都可以报销，可见组织对河下谷清案的重视程度。
吴一竹安排小汪立刻前往福州，见到徐永卿，详细询问更多细节。
而老崔和小刘则留在上海，去看守所和监狱找一些在抗战期间曾经在济南待过的犯人，搜集河下的资料。
小汪在福州见到徐永卿之后，徐永卿又补充了几点：
1、河下出现的具体地点是虹口区三角地菜场门口。
2、他的穿着和上海群众没有什么差异：白色无领汗衫，灰色长裤。
3、他手里拎着一只竹篮子，里面是茭白和长豆。
小汪回到上海之后将这些情况和吴一竹讨论了一下，吴一竹认为，徐永卿参加革命许久，而且又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认错人的可能性非常小。
河下谷清穿着随意，还拎着菜篮，可以判断出他就住在附近，短时间之内不会离开上海。
03
上海在战争年代鱼龙混杂，解放之后，新政府对市区内的人口进行了详尽的普查，这为警方寻找可疑人员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接下来二十多天，吴一竹每天都会去虹口公安分局和三角地菜场附近的派出所开会，向居委会干部布置任务，直接借助群众的力量，尽快找到河下。
原本推测河下就住在这附近，结果一个月查下来竟然一无所获。
市公安局黄赤波局长召见了吴一竹，吴一竹也很疑惑：“黄局长，有没有可能徐永卿认错人了？”
黄赤波严肃道：“就算这样，你们也要找到那个长得像河下谷清的人！我再给你们增加人员，你们再一起商量商量，将这件事调查清楚。”
的确，河下谷清的存在就是一份隐藏的危险，此人在抗日期间狡猾异常。
徐永卿不是没有看错的可能，但是，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是他，也要把这个侵华的罪人揪出来。
此时，前往监狱、看守所和劳改队的同志们也获得了一些消息：
1、河下谷清确实曾经迫害过我党同志和抗日爱国人士。
2、他行踪诡异，相当狡猾，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在抗战结束后去了哪里。
3、他有一个漂亮的中国妻子，浙江人，住在上海，舞女出身。
老崔还找到一个和河下谷清相当熟悉的罪犯，名字叫朴汝春，老崔和他谈了整整6个小时。
朴汝春是朝鲜族人，九一八事变之后曾经给关东军党间谍，后来被派到了济南执行任务，被济南一名军官看上，就留在了济南。
朴汝春来到济南的时候，徐永卿已经离开了，而河下谷清还在演戏，宣传他的“中日反战青年联盟”。
朴汝春被河下喊了过去，冒充韩国地下抗日同盟的积极分子，鼓动更多的青年参加“中日反战青年联盟”。等到时机成熟，河下串通日本宪兵队，将组织里的12名地下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逮捕杀害。
这次“任务成功”，河下请朴汝春喝酒，酒过三巡，不小心说出了他在上海有一个漂亮的妻子。之后，河下再也没有提到过这个女人。
1943年8月，河下和朴汝春最后一次见面，两人在车站偶遇，寒暄了一阵子，河下告诉朴汝春他这次离开济南以后就不会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