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1953年渣滓洞特务被判死刑，临刑凄厉高喊：我为江姐做过事！改判无期，直到30年后才找到一女教授才真相大白：他是功臣......
01 魔窟微光
1948年的重庆，山城已经嗅到了风雨欲来的味道，而在歌乐山下的渣滓洞，这股味道则更加浓烈。
黄茂才就在这股空气里当差。他的身份，是国民党军统渣滓洞看守所的一名少尉看守。
这身皮，不是他想穿的。
黄茂才祖上几代都是四川荣县乡下的佃农，好不容易到他这代，读了个初中毕业，在村里已经算是个“知识分子”。
可这“知识分子”的身份还没捂热，父亲就撒手人寰，那年月，国民党军队四处拉壮丁。
黄茂才的母亲急得没法，只好求爷爷告奶奶，找到了他们家的地主刘重威。
这位刘重威，在国民政府里当差，具体干啥的，老太太也不清楚，只知道是个“官”。
她磕头作揖，只求刘“官人”给自家儿子谋个差事，别被抓去当炮灰。
刘重威倒也“讲义气”，大笔一挥，就把黄茂才安排进了特务系统。
黄茂才稀里糊涂地换上军装，还没搞明白自己究竟要干啥，就被一纸调令送到了渣滓洞，顶头上司是看守所所长李磊和管理组组长徐贵林。
上班第一天，徐贵林拍着他的肩膀，皮笑肉不笑地教诲：“小黄，进了这扇门，心就得狠一点。这里关的，都不是一般人，是‘共匪’，是罪大恶极的凶犯。对他们，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客气，明白吗？”
黄茂才点头哈腰，连声称是。
刚开始，他确实是这么想的。每天看着那些被押进来的人，他心里充满了上司灌输给他的轻蔑和厌恶。可
日子一长，他就品出不对味儿了。
怎么回事？
他发现，这些所谓的“穷凶极恶之徒”，一个个都斯斯文文。
男的，不少是戴着眼镜的“先生”，说话条理清晰，眼神干净得像山里的泉水；
女的，很多是梳着辫子的“小姐”，举手投足都透着一股书卷气。
这哪里像是杀人放火的凶犯？
分明就是他上初中时，在县城里见过的那些大学堂里的学生。
他开始留心观察，偷偷地听。
他听到他们在牢房里讨论国家大事，听到他们低声唱着他听不懂却觉得很有力量的歌，看到他们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依然把监舍打扫得干干净净，腰杆挺得笔直。
有一次，一个姓杨的“先生”因为拒绝下跪，被特务打得皮开肉绽，拖回来的时候几乎只剩半条命。
可第二天，黄茂才隔着牢门缝隙看过去，那位杨先生正靠在墙角，用微弱的声音给同监室的年轻人讲着什么“新中国的未来”。
那一刻，黄茂才开始怀疑徐贵林的话。这些人，真的是“敌人”吗？
一种朴素的善恶观在他心里慢慢发了芽。
他开始消极怠工，上司让打人，他把鞭子举得高，落得轻；
轮到他值守放风，他总会瞅着机会，多给个三五分钟，让那些终日不见阳光的人多透一口气。
这些微不足道的“便利”，是他作为一个小人物，在庞大的邪恶机器里，所能做出的唯一抵抗。
他以为日子就会这么不好不坏地混下去，直到一个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命运的轨迹。
那天是1948年7月，天气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几个特务押着一个年轻女人进来，黄茂才照例过去登记。
当他看到那个女人的脸时，整个人都愣住了。
这不是曾紫霞吗？
曾紫霞，四川省财政厅科长的千金，家境优渥，是真正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家小姐。
黄茂才跟她算是半个老乡，虽然从没说过话，但在县城里远远见过几次，印象深刻。
她怎么会到这里来？
他低头看了一眼押送文书，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曾紫霞，重庆大学医学院学生，中共地下党员。
黄茂才的心里像是被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了千层浪。
他想不通。
一个吃穿不愁的富家小姐，本可以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为什么要跑来干这种掉脑袋的“勾当”？
放着阳关大道不走，偏要挤这座独木桥？
从那天起，他对曾紫霞多了一份特殊的关照。
送饭的时候，总把最上面干净的一层拨给她；打水的时候，会特意多给一瓢。
这些小动作，在看守们看来，或许是一个小同乡对落难者的怜悯，但在曾紫霞眼里，却有着别样的意味。
曾紫霞是个经验丰富的地下党员，入狱之后，她一直在冷静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她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个叫黄茂才的年轻看守，他眼神里的善良和笨拙，是那些老油条特务装不出来的。
尤其是在得知两人是半个老乡后，她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但她不敢贸然行事。
在这魔窟里，任何一点疏忽都可能带来灭顶之灾。
国民党特务最擅长的伎俩，就是利用看守伪装同情，骗取信任，套取情报。
血的教训，让她必须慎之又慎。
于是，一场不动声色的试探开始了。
曾紫霞开始利用放风的短暂机会，主动和黄茂才搭话，聊的都是些家乡的风土人情。
她从不谈及任何敏感话题，只是用乡音拉近彼此的距离。
黄茂才本就对她心怀敬佩，见她主动攀谈，更是受宠若惊，有什么说什么，朴实得像一张白纸。
观察久了，曾紫霞觉得时机差不多了。
一天，趁着周围没有别的特务，曾紫霞低声对黄茂才说：“小黄，你知道我们这些人，是为了什么才到这里来的吗？”
黄茂才愣了一下，摇了摇头。
曾紫霞的目光望向远方，声音轻柔却充满力量：“是为了让天底下所有受苦的人，都能过上好日子。为了让像你我父母那样的庄稼人，不用再给地主当牛做马，能有自己的田地。为了让孩子们都能有书读，有饭吃，不用再被抓去当壮丁。我们为的，就是你这样的穷苦大众啊。”
这番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黄茂才混沌的脑海。
他虽然读过几天书，但从没人跟他讲过这些道理。
他一直以为，革命是那些大人物的事情，跟自己这种烂泥扶不上墙的小角色毫无关系。
可曾紫霞的话，让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竟然也是这场伟大事业的一部分。
“你们……你们都是好人。”憋了半天，他只说出这么一句。
曾紫霞笑了，那笑容在阴暗的监狱里，比阳光还要明亮。
正当黄茂才的思想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时，渣滓洞迎来了一个更不平凡的“犯人”。
1948年6月17日，监狱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
黄茂才看见，好几个高级特务亲自出马，押送着一个女人进来，那阵仗，像是迎接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
他凑过去看，那个女人浑身是伤，血迹斑斑，手里却紧紧提着一个白布包袱，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畏惧，眼神锐利如刀。
那种不屈不挠的神情，让黄茂才的心脏猛地一缩。
他当即断定，这个女人，绝对不简单。
当他从徐贵林手里接过押票时，目光落在了姓名那一栏，三个字让他倒吸一口凉气——江竹筠。
江竹筠！
这个名字，他早有耳闻。
上司们开会时，他曾听到他们提起过，说抓到了一个共产党的大人物，是个女的，叫江竹筠，骨头比钢铁还硬，用尽了所有酷刑，愣是没能从她嘴里撬出半个字。
原来就是她！
一股无法抑制的敬佩，从黄茂才心底喷涌而出。
他看着眼前这个身材瘦弱、遍体鳞伤的女人，觉得她比自己见过的任何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都要高大。
他鬼使神差地主动向上司请求：“徐组长，她也是自贡人，跟我算老乡，我来押她去牢房吧。”
徐贵林正为审讯江竹筠无果而烦躁，看了看老实巴交的黄茂才，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同意了。
黄茂才领着江竹筠走向女牢，一路上，他紧张得手心冒汗。
到了牢房门口，他迅速把江竹筠推进去，关上门，趁着四下无人，压低声音，用最快的语速说了一句：“江……江同志，我是自贡杨佳场人，我们是老乡。你以后有什么需要，就告诉我。”
江竹筠抬起头，用审视的目光看着他，脸上满是怀疑。
她只是轻轻点了点头，一句话也没说。她不敢相信任何人，尤其是一个穿着敌人制服的看守。
这次短暂的示好，虽然没有得到回应，却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江竹筠的心湖。
她开始留意这个与众不同的看守。
黄茂才并不知道，他的命运，即将和这个伟大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
他把江竹筠到来的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曾紫霞。
不久，江竹筠也被转移到了曾紫霞所在的牢房。
江竹筠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宁死不屈的气节，让她很快成为了女牢的主心骨，大家敬佩地称她为“江姐”。
曾紫霞向江姐详细介绍了黄茂才的情况，以及自己对他的策反过程。
江姐听完，眼中闪过一丝喜悦，她对曾紫霞说：“你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在这魔窟里，能争取过来一个看守，作用是无法估量的。我们必须保护好他，但也要考验他。”
考验很快就来了。
几天后，江姐趁着黄茂才巡视，悄悄将一张极小的纸条塞进了他的口袋。
黄茂才的心“咚”地一下，差点跳出嗓子眼。
他不敢声张，回到自己那间简陋的宿舍，反锁上门，才颤抖着手掏出纸条。
上面只有几个字，是让他帮忙向狱外一个地址报个平安。
这是他第一次执行这样的任务。
黄茂才的内心天人交战，极度挣扎。
他知道，这薄薄一张纸，重若千钧。
一旦被发现，自己就是死路一条。
他甚至想过把纸条毁掉，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那个休息日，他换上便装，揣着那张纸条走出了渣滓洞。
重庆的街道上人来人往，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他路过一家小面馆，看到里面的食客正热火朝天地吃着面，谈论着家长里短。
这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景象，却刺痛了他。
他想起了牢房里那些食不果腹、面黄肌瘦却依旧目光坚定的同志们。
他们所奋斗的，不就是为了让这家面馆里的每一个人，都能永远这样平静安稳地吃上一碗热汤面吗？
他不再犹豫，走进一个无人的巷子，脱下鞋，小心翼翼地将那张纸条藏进了鞋底。
每一步踩下去，他都感觉自己不是在走路，而是在走向一个全新的世界。
他按照地址，找到了那个联络点，完成了任务。
当他一身冷汗地回到渣滓洞时，感觉整个人都虚脱了，但心里却前所未有地踏实。
几天后，黄茂才到女牢点名。
当点到江竹筠时，江姐再次将一张小纸条塞进了他的衣兜。
这一次，他不再像上次那般惊慌。
回到宿舍，他打开纸条，借着昏暗的灯光，看清了上面的字，那是用铅笔写就的，字迹娟秀而有力：“小黄，我已知道了你的情况，你现在还年轻，只要你从现在起多做对革命对人民有益的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你也将会是一个有功之臣，历史将会永远为你写上光辉的一章。”
读完这几行字，黄茂才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
他一个贫苦佃农的儿子，一个稀里糊涂的特务看守，何曾想过自己能和“功臣”、“历史”、“光辉”这些词联系在一起？
那一夜，黄茂才躺在床上，兴奋得彻夜未眠。
02 风雨同舟
有了江姐的肯定，黄茂才就像被打通了任督二脉，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如果说之前他的帮助还带着几分朴素的同情和被动的善良，那么现在，他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和坚定的信念。他要做一个“对革命对人民有益的人”，一个能被写进历史的“有功之臣”。
于是，渣滓洞监狱里，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象。
一个叫黄茂才的少尉看守，成了最喜欢往城里跑的人。
隔三差五，他总能找到各种理由请假外出——“给老娘买药”、“探望远房亲戚”、“进城改善伙食”……理由五花八门，但目的只有一个。
他的上司李磊和徐贵林对此并未起疑。
在他们看来，渣滓洞这地方鬼气森森，待久了人都得疯。
手下这帮看守，有一个算一个，得了空就往外溜，去城里花天酒地，这再正常不过了。
黄茂才这小子老实巴交，家里又穷，估计也就是去吃碗小面，逛逛街，还能翻出什么花来？
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溜出去的“老实人”，正一次又一次地执行着足以让他们掉脑袋的绝密任务。
黄茂才的怀里、鞋底、帽檐夹层里，藏着各种各样的东西。
出去的时候，是狱中党组织写给外面同志的信件，字迹密密麻麻，内容惊心动魄；
回来的时候，是外面党组织送进来的情报，还有他自己用微薄薪水买的报纸、药品、火柴，甚至几块能给同志们补充营养的冰糖。
重庆的街道，他越来越熟悉。
每一个需要拐弯的巷口，每一个可以躲避盘查的角落，他都烂熟于心。
他就像一个在刀尖上跳舞的演员，每一次演出都可能是最后一次，但他乐此不疲。
很快，一次真正严峻的考验摆在了他面前。
狱中出现了叛徒。
这是最致命的威胁。
被捕的同志里，总有那么些软骨头，经不住敌人的酷刑和利诱，选择了背叛。
这些叛徒对地下党组织的危害，甚至超过了特务本身。
他们会到渣滓洞来指认，让许多原本可以隐瞒身份的同志暴露。
江姐心急如焚。
她最担心的，是狱外的同志们还不知道这个情况，还在和这些已经叛变的人接触。
必须立刻把这个消息送出去！
这个任务，自然又落到了黄茂才的肩上。
信是曾紫霞写的，她对重庆地下党的人事关系更为了解。
写好后，她趁着放风的机会，将一卷卷得极细的纸条交给了黄茂才，语气前所未有的凝重：“小黄，这封信，比我们所有人的命都重要。你一定要亲手交到况淑华同志手里。”
况淑华，重庆医学院的学生，也是地下党员，是黄茂才在狱外的主要联络人。
黄茂才接过信，他点了点头，一个字都没说，但眼神里的坚定，让曾紫霞放下了心。
那一天，他以“牙疼得厉害，要去城里找医生”为由，再次请了假。
他一路躲避着街上的军警，来到了重庆医学院。
找到况淑华的宿舍，敲开门，看到一个神情警惕的年轻女子。
黄茂才没有直接挑明，而是按照事先约好的暗号，说：“我受一个叫曾紫霞的人委托，给她捎来一封信。”
况淑华立刻明白过来。
她接过信，对黄茂才说：“你等一下。”
几天后，黄茂才再次来到这里，取走了况淑华的回信。
信中告知，组织已经收到了警报，并采取了紧急措施，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就这样，一条连接魔窟与外界的秘密红色交通线，被黄茂才用双脚搭建了起来。
从1948年下半年到年底，他冒着生命危险，传递了三十多封信件，为狱中斗争提供了无法估量的支持。
黑暗的日子里，也并非全是压抑。
1948年末，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由黄茂才带进了渣滓洞。
——辽沈战役，我军大获全胜！
这个消息，像一颗投入死水潭的炸弹，在牢房里激起了巨大的波澜。
但也带来了严峻的警告：越是胜利在望，敌人就越是疯狂。国民党特务很可能在最后时刻狗急跳墙，进行大屠杀。
悲喜交加。
正值春节临近，江姐看着同志们既兴奋又忧虑的神情，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她心中萌生：我们为什么不搞一个联欢会？既是庆祝胜利，也是鼓舞士气，让敌人看看，共产党人是杀不垮、压不倒的！
这个想法，在当时的环境下，简直是天方夜谭。
在特务的眼皮子底下搞联欢？疯了吧！
但江姐不是一般人，她敢想，也敢做。她让曾紫霞去征求黄茂才的意见。
黄茂才一听，非但没觉得是天方夜谭，反而兴奋地说：“可行！绝对可行！”
他压低声音，对江姐和曾紫霞分析道：“过年那几天，李磊和徐贵林肯定要回家陪老婆孩子。监狱里那帮看守，十个有九个会溜进城里去鬼混。只要他们这些头头不在，我就是这儿最大的官！你们放心，暗暗准备，别声张。到了大年三十那天，我把所有牢门都打开，你们就在院子里搞！”
好一个黄茂才！
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的小看守，而是一个颇具胆识和谋略的地下交通员了。
大年三十，正如黄茂才所料，渣滓洞里冷冷清清，特务头子们一个不见，只剩下几个百无聊赖的看守兵。
黄茂才清了清嗓子，拿出长官的派头，对那几个哨兵说：“弟兄们，今天是大年初一，大过年的，也让‘犯人’们乐呵乐呵。一会儿我把他们都放出来，就在这院子里，搞点娱乐活动。你们看好了，别让他们乱跑就行。大过年的嘛，都轻松轻松！”
有他这个“少尉文书”发话，那几个大头兵自然乐得清闲，连声应好。
于是，在国民党军统最森严的监狱之一——渣滓洞的院子里，上演了中国革命史上堪称奇迹的一幕。
所有的牢门都被打开了，二百多名革命志士从阴暗的牢房里走了出来，聚集在院中。
他们唱歌，他们朗诵，他们互相拥抱，互相鼓励。
女牢的杨汉秀同志，引吭高歌了一曲《解放区的天》。
那嘹亮的歌声，穿透了高墙电网，冲破了沉沉的黑夜，回荡在歌乐山的上空。
那一天，渣滓洞不再是地狱，而是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红色阵地。
第二天，李磊回来后得知此事，气得暴跳如雷，指着黄茂才的鼻子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
但骂归骂，他也没太当回事。
毕竟黄茂才是刘重威副处长塞进来的人，平时又老实听话，估计就是过年过昏了头。
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1949年8月，江姐预感到，自己和许多同志的时间不多了。
她还有一桩最大的心事没有了结——她的儿子，彭云。
入狱时，彭云尚在襁褓之中。
一年多的铁窗生涯，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自己的孩子。
她决定，要给儿子留下最后一封信。
8月27日下午，江姐在女牢的窗口，小声地叫住了正在巡视的黄茂才。
她示意他进来，然后，用一种异常郑重的语气对他说：“小黄，我写了一封信，给我儿子和我表弟谭竹安。我想请你想办法，把这封信送到谭竹安家。你看，能办到吗？”
黄茂才看着江姐那双充满托付和母爱的眼睛，心里一酸。
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封信，这是一个母亲的绝笔，是一个革命者最后的遗言。
他立正站好，像一个接受命令的士兵，斩钉截铁地回答：“请您放心，我一定能安全地把信送到！”
他在心里更是暗暗发誓：就是豁出这条命，也要把信送出去！
那个休息日，黄茂才又一次走上了那条熟悉的送信之路。
但这一次，他的心情格外沉重。
他穿过混乱的市区，街上随处可见溃败的国民党散兵，像一群群无头苍蝇。
他紧紧护住怀里那封信，躲避着乱兵的盘查，他找到了江姐的表弟谭竹安。当谭竹安看到姐姐那熟悉的字迹时，眼圈瞬间就红了。
信中写道：
“……如果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的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孩子决不要娇养，粗茶淡饭足矣。”
短短几句话，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字字泣血，句句千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