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按照西方的“人类社会五阶段”划分认为，夏商西周属于奴隶社会，春秋战国开始瓦解，战国之后逐渐进入平民社会。也就是说，过去认为西方经历过奴隶社会，中国也必然经历过，两者社会存在共通点，于是认为夏商西周也是奴隶社会。
但问题是，战国秦汉文献记载较多，肯定不是奴隶社会，而是以自耕农为主的社会，那么夏商西周算不算奴隶社会呢？其实，至少文献不支持西周是奴隶社会，而更重要的是，如今殷墟考古调查也表明商朝不是奴隶社会。
所谓奴隶社会，并不是有奴隶就是奴隶社会，就像欧洲如今存在很多小偷、并不能将之定义为“小偷社会”一样，而是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大部分劳动者都是奴隶，主要生产劳动者是奴隶，才能将之定义为奴隶社会。以西周相关文献看，当时并非奴隶社会，比如以下三点：
首先，西周到春秋时存在“国野之分”，在城内的是国人，在城外的是野人，但“野人”并非奴隶，只是处于被统治地位，没有当兵的权利，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承担一些徭役，而不是像奴隶那样完全被当作劳动工具，完全没有人身自由。
其次，如今的“奴隶”两个字，本义与今天差别很大。其中，“奴”最早见于西周金文，会以手擒女俘迫其为奴之意；“隶”始见于春秋金文，应读为dài，手持牛尾、表示赶上并逮住牲畜，许慎说文认为是从后面向前抓捕到的人，指抓住罪人、战俘或逃犯。总之，如果真是奴隶社会，那么必然会有相应称呼、相应词语，但实际上没有。
第三，周朝井田制，《孟子·滕文公上》 记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八家先耕种公田，然后耕种自己的100亩地，公田归公、自己的归自己，因此相当于交了一定徭役税。显然，这肯定不是无偿劳动的奴隶社会。
关于井田制，还有两点：其一，周礼还说“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因此井田制具有封建社会性质，而非奴隶制社会性质；其二，孟子还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因此夏商周都实行了井田制，八家同养公田，不过夏商周井田的田亩不同，应与生产力相关，开垦能力相关。其中，商朝是不是井田制，下文有谈。
总之，无论从国野政治制度，还是从“奴隶”称呼上，或基于井田制的经济基础等等，都没有西周是奴隶社会的证据。但问题是，既然西周不是奴隶社会，那么商朝是吗？
关于商朝是不是奴隶社会，甲骨文中的“田”与殷墟墓葬情况，就给出了答案。
首先，甲骨文中的“田”，字形像在一大片垄亩上画出三横三纵的九个方格，还有的构成8个、10个方格，最多划分出12个方格，这些表示阡陌纵横无数的井田。
笔者认为，受限于地形，不可能所有地方都可以划分出标准的井田，甲骨文“田”反映的情况更贴近实际，周朝情况也应这样，只是最终以“标准的井田”命名这一制度了。
总之，“田”字字形反映出商朝也有类似周朝井田的制度，几户共耕的公田作为赋税，其余田地产出自用。与周朝一样，参与井田的商朝农夫自然不是奴隶。
其次，殷墟墓葬调查，中国社科院学者岳占伟在《从殷墟墓葬看商代的社会构成和性质》论文中指出：从殷墟都邑内孝民屯村南地和大司空村东南地两个族邑墓葬群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贵族数量较少，平民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两个族邑墓葬群中，一共发现的1001个人。其中，高等贵族1人，中等贵族22人，低等贵族157人，奴隶数量略低于低等贵族，其他皆为有一定陪葬品的平民。因此，两个族邑内部的社会构成以平民为主，由此可以看到整个商朝社会是以平民为主，印证了传世文献和甲骨文的记载。需要注意的是，无葬具和随葬品的墓葬暂归都划为奴隶，但实际上其中可能有贫穷平民。
除此之外，殷墟其他族邑情况与这两个大致相同，也是以平民为主体的社会结构，这一点出自岳占伟的论文中，是考古调查的结论。
总之，文献、甲骨文、考古可以互相印证，都表明商朝不是奴隶社会。准确的说，商朝有奴隶、但占比较低，主体是平民，或者可以说商朝贵族统辖下的以平民为主体的社会。
其实，如今没有没有什么证据明确表明夏朝是奴隶社会，比如考古发现夏代还是以氏族家庭为社会组织基本单位的小农经济，不是奴隶制社会，也缺乏奴隶制社会的基础；同时，关于夏朝的古文献上没有奴隶社会的证据，相反《孟子》等文献表明夏商周都是平民社会。
当然，因为战争俘虏、内部犯罪等原因，夏商周以及龙山时代，肯定存在不少奴隶，甚至少数诸侯的奴隶较多，这一点实属正常，但整体还是以平民为主，社会性质没有根本改变，因此说当时是奴隶社会肯定不恰当。
总之，以目前证据来看，中国夏商周都不是奴隶社会，而是以平民为主的社会。以前，之所以认为夏商周是奴隶社会，原因在于过去以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生搬硬套在中国历史身上，于是才有夏商周奴隶社会之说，但这显然犹如削足适履，导致中国历史看起来显得“别扭”，这一情况如今无疑需要改变。
参考资料：
《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岳占伟：从殷墟墓葬看商代的社会构成和性质》
《孟子·滕文公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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