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汪伪政权的三号人物周佛海在狱中病逝，军统将这一消息通知了他的妻儿。

此时周佛海之子周幼海刚刚与一名上海舞女坠入爱河，母亲杨淑慧对此十分不满，向儿子哭诉：“要么在灵堂前披麻戴孝成亲，要么为你父亲守孝三年再结婚。”

周幼海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前者，灵堂前办喜事，自古以来就是大忌，这位公子哥究竟是何居心？

周幼海的童年并没有太多欢乐，而造成这种原因的罪魁祸首就是他的父亲——周佛海。1922年，周幼海出生于日本鹿儿岛，看着襁褓中的婴儿，周佛海的内心十分激动。

当时的周佛海还不是人人唾骂的卖国贼，他也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大好青年，是中共一大唯一一位海外代表，在党内任副书记，地位仅次于陈独秀。

由于日本是个资本主义国家，还在日本留学的周佛海只能在暗中从事党务工作，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周佛海并没有太多的时间陪伴妻儿，所以周幼海从小对父亲的记忆就是碎片化的，只是从母亲杨淑慧口中得知父亲是个“干大事”的人。

但是，周佛海的一举一动还是被日本军警察觉，学校也出面威胁，如果继续从事“红色运动”，将会取消周佛海的学位。

想当年，我党成立之初，全国一共有58名党员，马列主义究竟在中国行不行得通，没人知道。

周佛海心中所想十分现实，所谓的理想是虚无缥缈的，日本高等教育的学位证那才是真金白银，于是周佛海逐渐与地下党组织断绝了联系。

两年后，周佛海顺利毕业，刚一回国就与国民党右派人士戴季陶相勾结，在高薪诱惑下，周佛海成为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一名秘书，这也标志着他彻底背弃了当年的理想。

此时的周幼海还和母亲在日本生活，母女二人只是通过书信与周佛海交流，周幼海已经记事时，与父亲见面的机会便屈指可数。

就算是你“干大事”的人，不拿出足够的时间和孩子培养感情，在孩子眼里，即便你是亲生父亲，和陌生人也没什么两样。所以，很难说父子二人感情深厚。

周佛海回国后不久，周幼海母子也回到了中国生活，只是周佛海的工作时常变动，一家人团聚的机会依然不多，周幼海的求学之路也相对颠沛，先后在上海、南京、长沙读书。

周佛海通过投机为家人带来了荣华富贵，周幼海对此全然不知，尽情享受着父亲带来的财富。直到1938年，他的命运也因为父亲的决定而发生了改变。

由于中国军队在抗战初期并未进行充足的准备，导致日军在1937年、1938年两年蚕食了中国半壁江山，此时“亡国论”成为了主流，各方学者普遍认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是不可能战胜新兴的工业强国的，而周佛海就是“亡国论”的代表人物之一。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汪精卫、周佛海等人飞往了越南，并发出了“艳电”，主张与日本“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实际就是公开叛国，周佛海的行为被全国人民所唾骂。

同年，周幼海进入了香港岭南中学读书，由于父亲的叛国行为，周幼海在学校受尽了白眼，个别同学甚至用刻刀在他的书桌上刻上了“小汉奸”三个字。

即便周幼海多次在校园期刊上声明与父亲划清界限，但同学们依然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他。

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周佛海“得势”后第一时间把妻儿从香港接到了上海，周幼海进入了日本侨民建立的学校读书。1939年，周幼海母女被日本特务带到了日本。

在前往日本的路上，周幼海获得极高规格的服侍，特务告诉周幼海：“你父亲是伟大的政治家，为中日和善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他的儿子，你有资格享受这些。”

在日本，周幼海被安排住进了豪商藤田源一的别墅，日常出行都有专人陪同。当时周幼海年仅17岁，他误以为日本人给予了周家足够的“尊重”。

周佛海偶尔会给儿子写信，让他好好在日本读书，不要理会社会上的任何杂音。

直到1940年，香港掀起了“高陶风波”，高宗武和陶希圣公开了日汪密约，并指出周佛海把儿子送到日本读书，其实是为了换取日本人的信任，日本人能够以周幼海母女为质彻底控制周佛海。看到“高陶”的公开发文，周佛海恍然大悟。他对父亲的态度也急转直下。

正当周幼海深感无助之时，他遇到了一位叫陈国祯的同学，此人是一名地下党员，陈国祯送给了周幼海一本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周幼海在这本书上了解了红军，了解了我党的一些主张，于是对延安产生了向往之情。

陈国祯还告诉周幼海：“儿子是儿子，父亲是父亲，父亲是卖国贼，不代表你也是，只要你是真心愿意抗日，延安永远欢迎你。”

“高陶风波”在中国引起了巨大反响，为了平息舆论，日本人故意以探亲为由放周幼海回国，意在伪装出“日方并没有限制汪伪高官子女人身自由”的假象。

实际上，周幼海从登上回国邮轮的那一刻便被特务全程跟踪。周幼海计划先前往重庆，然后再经过重庆的地下党组织前往延安。

经过地下党员的引荐，周幼海与中共驻重庆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见了面。董必武和周佛海当年都是一大代表，两人有过交往，虽说老友叛国，但对于其子周幼海，董必武并不反感。

但是，董必武婉拒了周幼海的请求：“你愿意为革命而付出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只是时下你没有入党介绍人，贸然前往延安也会引起外界的猜忌，如果愿意，可以保留信仰，等待时机。”

跟踪周幼海的不仅有日本特务，还有父亲的人，正当他因不能前往延安而苦闷时，周佛海的安插也眼线也注意到了他的行踪。在周佛海的授意下，周幼海被强行带回了伤害，当然这只是一名父亲对儿子的保护。

为了麻痹监视自己的日本特务，周幼海在上海花天酒地，活成了一个公子哥，甚至与上海滩的舞厅、酒馆老板们打成一片，由于忌惮周佛海的地位，所有人都对这位公子哥毕恭毕敬，也就是在这一阶段，周幼海结识了后来的爱人施丹萍。

1944年的一天晚上，周幼海约了一位名为夏丹维的名媛共同参加一场舞会，夏丹维早就知道周幼海是个玩世不恭的富家子弟，为了自己的安全，夏丹维特意叫了好闺蜜施丹萍一同前往。

一男两女在上海滩四处逛吃，直到晚上10点，两名女子表示略有困意，于是周幼海安排车辆送他们回了酒店。

原本约的是夏丹维，但周幼海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施丹萍，进入了酒店房间后，周公子猥琐的问施丹萍：“说个数吧，一晚上多少钱？”

施丹萍当时也是上海小有名气的舞女，毕竟不是小巷子里的暗娼，周幼海这么一问让她的内心十分不悦：“先生，我们才第一次见面，请你放尊重些。”

周幼海平时身边美女如云，他才不管那一套，伸手就想搂住施丹萍，施丹萍一把将周幼海推开，然后一头躲进了卫生间，并将门反锁。周幼海恼羞成怒，将桌上化妆品的瓶瓶罐罐砸了个稀烂，骂了几句难听的话后离开了酒店。

接下来的两年里，周家发生了巨变，早在1945年初，日军败相已露，周佛海就曾秘密与军统联系，试图脱离汪伪政府这条将沉的破船，在维护战后上海治安一方面，周佛海也的确作出了一点贡献。

凭借这一点，周佛海换来了蒋介石的网开一面，但由于罪孽深重，戴笠依然将他软禁了起来，一同被软禁的还有周幼海母女。

1946年戴笠遭遇空难，毛人凤成为了巩固自己在军统的地位，与周佛海展开了合作，周佛海给毛人凤提供有价值的情报，毛人凤还周幼海、杨淑慧母子的自由，毛人凤欣然接受。

临别前，周佛海告诉儿子：“出去后一定要去美国，我给你们母子留下了足够的钱，保你们下辈子衣食无忧。”但周幼海没有忘记当年的信仰，拒绝了父亲。

被释放后，周幼海表面上依然在上海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暗地里经常与地下党联系，还将父亲留下的所有积蓄捐给了组织，他也成为了一名秘密党员。

阴差阳错之下，周幼海再次与施丹萍相遇，时隔三年，施丹萍深深的感觉周公子仿佛变了一个人，比之前稳中了许多。

“上次见面，多有冒犯，请施小姐原谅。”

“周公子也不像当年那么鲁莽了，罢了罢了。”

两人相逢一笑泯恩仇，施丹萍的美貌深深的吸引着周幼海，这一次与三年前不同，施丹萍给周幼海带来了爱情的感觉。之后一段时间里，周幼海经常约施丹萍出来吃饭，大小节日都会奉上价格不菲的礼物。

正当一段爱情即将开始时，他们迎来了新的挑战，周家、施家可谓是互相看不上眼，施丹萍的父亲施嘉谟说：“女儿在上海滩也算有头有脸，家里也不差钱，凭什么嫁给汉奸的儿子。”

周幼海的母亲杨淑慧也丝毫不示弱：“你女儿能有多好？说好听了是上海有名的交际花，说不好听了......呵呵，娶了你女儿，我还觉得有辱家风呢。”

虽说双方父母都反对，但阻止不了男女之间对爱情的追求，两人还是同居在了一起。慢慢的，施丹萍发现周幼海经常带一些陌生人来家里，鬼鬼祟祟的讨论一些事，周幼海对自己也不像之前那样出手阔绰了。

当时解放战争已经爆发，施丹萍质问周幼海：“你是不是通共了？”

见自己的秘密败露，周幼海也不再掩饰：“我只是在追求自己的理想，你可以选择离开我，在我身边你确实很危险。”

施丹萍虽说是舞女出身，但家庭教育并不扭曲，这一点从施父对周幼海的态度就能看出。

“你的选择是对的，我不但不会离开你，还会坚定的支持你。”从此之后，施丹萍开始运用自己的人脉支持周幼海的地下工作。

施丹萍的格局让杨淑慧刮目相看，此时周佛海的生命已经到了最后期限，为了满足丈夫的临终愿望，于是才有了开头“灵堂成亲”的情节。大概是临终前的悔悟，周佛海对施丹萍说道：“我儿子就托付给你了。”

周佛海死后，周幼海夫妻二人继续从事地下情报工作，两人曾为淮北解放军的建设提供的资金支持，上海解放前夕，也曾参与过救助民主人士杨澜等人。

然而，两人的爱情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裂痕，施丹萍因肠胃病住院期间，周幼海与某位年轻女子产生了纠缠不清的关系，施丹萍愤然离婚。

之后周幼海因卷入了“潘扬案”，被关入监狱10年，刚一出狱又被株连，再次入狱三年，之后被发配到了北京某化工厂劳动改造。

1975年，周幼海已经被折磨的心力憔悴，身体状况也非常差，好在周家的老佣人奎德不离不弃，照料他的日常生活。此时周幼海才开始怀念施丹萍的好。

特殊时期结束后，周幼海等人被平反，奎德帮助周幼海找到了施丹萍。实际上，施丹萍这些年过的也很落魄，她也曾开始过新的婚姻，但因心中忘不了周幼海而草草收场。

在奎德的帮助下，施丹萍再次与周幼海见面，周幼海承认了当年的错误，并说：“丹萍，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了，我们复婚吧。”施丹萍毫不犹豫的点了点头。

这对夫妻早已没有了当年的风流倜傥，两人无钱无房，工资加起来不足40元，还不够给周幼海买药。

无奈之下，施丹萍嫁给了一位姓董的退休工程师，她只提了一个条件，允许自己平时多去照顾一下前夫，并且每月给他一些钱。董接受了这个要求。

1985年7月，周幼海因病去世，施丹萍陪伴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道路，在施丹萍的帮助下，周幼海完成了自己的回忆录。不知道他是否会为自己当年的选择而后悔。